凰涅天下-第4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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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不由为之扬眉耸然。
这是名可秀第一次明确提出，他们是朋党，而且更进一步，是要结成以执政为目标的朋党。
政党，这个词让众人都有些荡漾了。
“吾等不是‘名党’，现在、未来，也永远不是任何一姓之党。”名可秀斩钉截铁道，“吾等之名，即政党！”
相比座中诸人还在心情荡漾，并且没有意识到“政党”这个称呼的出现将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时，卫希颜的心中已经笑了起来，心道：终于是走到成立政党这一步了啊。
卫希颜并不清楚历史上的政党产生和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必然关联，她不清楚当然也不关心资本主义萌芽如何界定，在她看来，名可秀走到成立政党这一步，并不突然。大宋的士大夫政治，建炎朝商业的空前繁荣，沿海城市及内陆大城市工场经济的萌生，或许都是走到这一步的基石。当然，更重要的是，已经深具朋党之实的名党成员有名可秀这样一位兼掌政商权力并深具学问的领袖，在已经掌控大半朝政的情况下，她明确提出“政党”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若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水到渠成。
卫希颜记得，秦瑟琳提过，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是《大宪章》，这个大宪章签署的时间就是在南宋朝中期，约摸是十三世纪初（1215年）。若从世界角度讲，君主立宪的思潮其实距离他们并不遥远。更何况，《大宪章》中贯穿的限制君主权力的思想，大宋的士大夫们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在身体力行了。
当然，留给大宋的时间也不多了，或许只有一百年。
这一百年，将是翻天覆地的一百年！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传》曰：“为人君，止于仁”——意思是君主要以仁为底线。这句是曾子《大学》中的话，但《大学》当时还没有独立出来成为四书，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是后儒对《礼》做的传解，所以又简称《传》。
话说，宋仁宗就是传说中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位主角皇帝，当然狸猫换太子不是史实。
…………………
咳，原来专。制也是和谐词，再改。
☆、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名可秀坚定的声音传达出她的意志；“吾等之政党；以华夏文明之传继；以国家富强太平；以黎庶安居乐业；为奋身之任，故吾之党立名曰——大公党！”
大公党，大公……众人心里默默念着这个党名，一遍遍在心里辗转着；渐渐心头如有火灸般滚烫起来，大公；天下为公！
赵鼎身板一挺；吟诵的声音抑扬顿挫；“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他声音一顿，提高吟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赵鼎吟诵的是《礼记·礼运篇》，记述了孔于参加鲁国的腊祭后，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感慨长叹，对弟子说，在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老吾老，幼吾幼，没有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门户不关，这就是大同世界。
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是孔子心中最理想的世界，也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孔子从不认为君主世袭和家天下是最合理的天下。但他又清楚知道，这种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而且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让人才为自己的野心建功立业，由是阴谋诡计兴起，战争产生。
孔子想治平天下，维护秩序，就必须在家天下的体制内妥协，让儒家的治世思想符合现实。他对弟子说，上古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实能达到的治平世界只是“天下为家”的小康世界，如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成王、周公这六位治世的时代，就是孔子心中的“小康”，即达到治道上的天下为公。
因此，孔子以恢复三代（夏、商、周）那种小康家天下的礼制为儒家的现实理想，并由此建立了符合家天下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努力推行家天下的治平秩序。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仍然是孔子的最高理想。
在孔子之后，先秦时代的儒家们也始终以“大同”为最高向往，但在现实中则以治道上的“公”为学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对诸侯宣讲民心为重的王道之治，然而其内涵思想却是“天下为公”。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道毕竟太渺茫了，后世的儒家只能向往，而在现实中，却必须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来实现儒家治平天下的理想。
至秦统一天下，以法家为统，至西汉又以黄老为统，儒学并未成为帝王之学。汉儒董仲舒为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迎合君主的需要，提出“天之道贵阳贱阴”，并将此“天道”赋予“君臣、父子、夫妻”之关系，如“君为阳面，臣为阴面”，故“君为臣纲”，将君臣关系固为天道。
这事实上背离了孔子的君臣纲纪。孔子提出“君君臣臣”，是有原则的，即“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其实是来自于法家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的学说。先秦法家与先秦儒家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以君为本，强调臣下对君主的绝对遵从，这与先秦儒家的理念是相悖的。
董仲舒的学说事实上是背弃了孔子的“大同”理想，而将孔子退而求其次的“小康”作为天道不可易。
卫希颜听名可秀提过，名重生年轻时在九江曾听周敦颐讲学，与周敦颐论董仲舒的三纲，名重生将之称为儒学的进一步世俗化，迎合了家天下君主的统治需要，遂使儒学成为“独尊”，谓董仲舒之功不可废，然后世儒家不当以董之论为旨，实际是遵法家之君主极尊，而背弃孔孟先儒之髓，必致天下裁于一人之害，周敦颐悦而曰“然也！”
唐代的儒家们因循章句，对汉儒之学并无多少质驳，但宋代的儒家不同，更追求经义的内涵，所以对汉儒的学说并不是全然接受，而是以己义去理解，称为“六经在我，我注六经”。如周敦颐，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阴阳是没有贵贱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之道贵阳贱阴”以及由之衍推的“君阳臣阴，君为臣纲”。如王安石，不信天命论，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道。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进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因为二程认为，唯有将三纲天理化，让人臣不敢篡位，子不敢逆父，妻不敢背夫，才有利于维护天下太平和睦的秩序，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高理想。
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中还不是主流思想，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流，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而且，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影响，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子的“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和孟子的“君臣有义”，将之奉为君臣之道。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与朝中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富弼、司马光，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认为必有害于“共治天下”。名可秀对此曾感叹说，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但比起文、富、司马三公，却在政道上少了大智慧。
大宋士大夫们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为天子一人之私。当然，这与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数激进的士大夫认为，“君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共”，就是指“共有”，天下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人君为首，而士大夫为从。振道社中的成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中的激进者，纵然初入社时不是激进者，但在长期耳濡目染影响下，也成了“共天下”的拥论者。
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明确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将党名立为“大公党”，就是重举孔子的“大同”理想。
她在众人思潮涌动中接着立论，“吾党之立，当以圣人之‘大同’为最高抱负，此谓之至高纲领；而在家天下之当下，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内奋身之纲，谓之最低纲领，即君与士共天下，以人君为领，士为治，限君权，扩士权，尊礼制、法治与民意。——是否妥当，请诸君议之。”
她的话一停，长桌两侧的人都交头议论起来。
卫希颜暗中佩服名可秀，将孔子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化为最高、最低纲领，这与中。共的奋斗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最高纲领当然是实现*，这个始终不变，但最低纲领则根据现实阶段而变，最初是反帝、反封建，实现新民主主义，之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奔小康——当然不是孔子那个“小康”。如果直接将实现“大同”立为大公党的奋斗纲领，就会因为遥不可及而变得虚无飘渺，而为成员怀疑，失去前进的信念。如果只以限制君主权力的“共治共有”为奋斗纲领，那么从士权到民权就无法申张，废除君主世袭、选贤与能的“天下为公”之政就实现不了，最终还是在“家天下”的圈子里打转。
至于党内的成员们信不信“大同”能实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目标总得往高里确立。就如道家以长生为目标，佛家以修来世为目标，都是遥不可及的。然而正因为有这样至美好的大目标，真正的信徒才那么虔诚。
阁内成员经过一阵讨论后，这个至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被一致通过。
在议定纲领后，又议党内结构。名可秀道：“建政党当如建屋舍，须得有高低结构，梁柱楔门扇各居其位，各承其力，才能搭建得严密坚固。政党之内，一利职责分明，有序不乱；二利奖惩有凭；三利上下激励；四利职责监督，杜绝任事不为，或专权之行。”
众人议论后认可。
于是诸成员聚议，初步定下党内结构：以党首为总领，其下设副党首一人，执事四人，司计掌财务，司察掌党内纪律及监督，司闻掌情报，司宣掌宣传，掌书记负责文函上传下达及党务联络，司靖掌内外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