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4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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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模欢匮У目慈苏旁仄缴妒轮唬褪俏茨苡谢崛氤鼍酃伲蚧实坌菜难世砟睢Ｈ绾补⒅煺稹⒎冻濉⑸鄄隆⒁鼰l、苏澹、许景衡这些在朝或在野的学问大家，都先后给赵构讲过经学。不过，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也只能讲些道理，要想彻底影响其性格处事那就不容易了——人君还是得从小教育起。胡安国和朱震都有这种深深的感慨。
赵鼎向来是敢说话的，当即接着名可秀的话直言不讳道：“以后的储君教育，当以仁宗皇帝为范。”
他这话一说，长桌两侧的的绝大多数人都点头赞同。
仁宗朝的大臣对仁宗皇帝的评价很高，观仁宗的谥号便可知。对大行皇帝上谥号是大臣的权力，即位的新君不能干涉，而“仁”是儒家对帝王的最高理想，以“仁”为谥号当然是儒臣对皇帝的最高表赞。在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被臣下以“仁”为谥号。大臣论仁宗道：“恭俭爱民，宽厚仁恕，四十二年始终若一。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宗之后的多数士大夫和史官也对仁宗朝评价很高，认为仁宗亲政的庆历至嘉祐之治号为太平，为大宋最盛之时，远过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称其为“仁宗盛治”；又评赞仁宗朝“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如李迪、王曾、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刘沆、曾公亮、庞籍、唐介、包拯、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都是仁宗有名的贤相或台谏直臣。故而，之后的士大夫们都说，仁宗朝是君子涌现最多的时候，而自古唯有圣贤之君在位，才有君子之臣倍出。
建炎朝的士大夫们，也多数对仁宗的评价很高。若论功绩，仁宗绝非雄主——遏西夏李元昊叛乱侵宋之兵者，为韩琦、范仲淹之功；致“庆历新政”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然论仁宗的帝德——待臣下仁慈宽恕，寡欲不好色乐，节制自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如一，诚为皇帝中的道德典范。
而仁宗能成为帝德之范，即是士大夫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他六岁受教于资善堂，九岁立为皇太子，十三岁即位，但即位后十一年都是章献太后主政，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读书受教育，到二十四岁亲政时，“恭俭仁恕，出于天性”，正是从小受儒臣教育之功。亲政后仍然开经筵，恭听儒臣讲学不缀，是听儒家讲学最勤、受儒学教育最多的一位，故能成就他的仁德。
但名可秀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她道：“仁宗能做到恭俭仁恕，寡欲节制，与章献太后秉政十一年不无关系。”章献太后即真宗皇后刘娥，仁宗并不是她的亲子，因在太后垂帘期间，仁宗很是战战兢兢，唯恐被这位堪比吕后、武后的铁腕太后给废了，养成文弱又自律的性子就不奇怪了。
众人想了想，都觉得有理。
名可秀又道：“观仁宗处政，宽仁有余，却少明断，无定志。计三十年间，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有人攻击其一辄易之，若是互相攻击便两罢之。无论人才之黜陟，还是国政之兴革，均辄兴辄止，不能始终。此即仁宗兢兢于太后之下，养成的心性怯退，无果毅之故。若论处政之毅，不如神宗多矣。”
卫希颜点头，心道王安石若是仁宗时的宰相，新法哪能持续十几年，怕也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一般短命。
便听名可秀说道：“观仁宗一朝，对外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唯一的庆历新政，仅历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告中止，盖因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但仁宗性格懦弱也是主因之一。
“庆历新政时，范文正公、富郑公提出革新十策，以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为三大要，而其失败主要在于澄清吏治得罪了太多官员。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熙宁变法，使王荆公为首的新党绕过了最难的吏治澄清而行新法，但吏治不清，何以变革？执法者便是一群贪官奸吏，使变革成了害民，新法最终还是失败在吏治上。
“论神宗变法意志之坚，比仁宗强出何止几倍，然在太后和旧党势力的反对下，仍不敢坚持到底。由此可见，将国事系于人君的意志，无论是仁宗这样的仁厚之君，还是神宗这样的勇毅之君，都是不可靠的；至于道宗这等无德好欲的人君，就更不提了。”
她说的这话等于否定了帝王“自身”，无论仁德、勇毅，都不足以成为新政坚如磐石的靠山，使利于国家社稷的革新政令持续下去。
“而建炎新政为何取得成功？”名可秀提高声音道，“因为时和势。时者，时局；势者，势力。因为吾辈处在一个危亡的时局，必须锐意进取，不能固守不变。故一切不合时宜的都可打破，只要于挽救危亡有利。这就是‘时’。而新政得以成功，还在于有‘势’力保推行。其推行关键之一，在于澄清了吏治。同样是清除贪腐官吏，严明考核，触及的利益者庞大，但吾辈成功了，依靠的可是皇帝的支持？——恰恰相反，”她语声铮然道，“皇帝是在两府和台谏的坚定下而放弃动摇。可以说，没有两府和台谏的强势，没有报纸民意的声势，建炎新政绝无可能成功！”
她抬起手，屈指叩桌，一一吐出四个词，“礼制、报纸、法律、教育！——抑制皇权，这四者缺一不可。”
众人都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何谓礼制？”名可秀诠释道，“一为仁政，爱民；二为君礼臣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句君礼臣忠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君主应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拿忠来侍奉君主。孔子认为这个“忠”，是以“勿欺”“犯颜直谏”为事君原则的忠，不是愚忠，盲忠，更不是谄上的媚忠，助纣为虐的恶忠。而大宋儒臣们理解更进一步，认为“臣事君以忠”，必得是忠于职守，忠于事功，忠于仁治。
名可秀说的“忠”，又进了一步。
早在振道社成立之初，名重生就对“忠君”做了精辟的论断，说：“忠者，中心为忠，尽己之谓忠。”意思是，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哪一人，而是忠于自己内心的道，尽己而为。这得到了振道社同仁的认可。“唯道理为大”，是大宋士大夫的普遍理念，故在真正的儒士心中，忠于道在忠于君之上。
“礼制之三，为祖宗定下的国体和执政之体制。”名可秀继续道，“其一，与士大夫共冶天下之国体；其二，宰执主政、门下审覆、台谏监察之政体。——君使臣以礼，亦当遵循此二礼。”
在座都是有政治智慧的，听到这里心眼都明亮了。这等于是给限制皇权套上了“礼制”的大道理，君主就该无为，这是祖宗体制，人君若践踏这个体制，人臣就有正大的理由“不忠”，当然不是造反，废君却是可能的。相信任何一个皇帝在有“废君”之权的威胁下，都不敢任意妄为，掠夺宰执权柄。而只要两府相权屹立，皇权就一定会被限制。
“但礼制同样可以被推翻，故不能单恃之，须得有朝外的民意监督。此为第二则，报纸。”名可秀诠释道，“报纸是清议，也是民意。若天下舆论盛行，无论人君，还是人臣，都得忌惮，不敢妄为。这对君、臣，都是制约。故民意自古为朝廷戒惧。报纸便起了上古华表之用，是民意的申张，绝不可废，也不可使之掌于一势力下，必得百花齐放，方不可被人君或人臣操控。”
所以南宋是百家报社争鸣，而北周仍然是官报独一家。座中的一些“名党”成员以前未尝没有生出“独一家”好的念头，掌控舆论方便呀，但此刻听名可秀这番详解，方知其谋事远大，非为一家权力之便而用，而是为制约君权、臣权之用，一时心中都不由生出敬意。
便听名可秀继续道：“第三，法律。礼制与法律，代表的是对治世有益的习俗、经验与圣贤的主张，这些都应当为君、臣所尊重。礼制是儒家的主张，法律是法家的主张。但儒学向来不是固步自封的学问，汉代的独尊儒术，事实上儒法并用，以儒为内，以法为用。限制皇权亦是如此，要以礼制为内，以法律为用。如果能让国家形成一种习惯，无论皇帝或宰相，都应当尊重且必须尊重礼制和法律，受其约束，并尊重民意，那么礼制、法律就成宪章，虽万世不可易。即使有变动，也是适合时宜而变动枝节，然其根旨精髓不易。”
“第四，教育。”名可秀道，“帝王之学应学什么？除了学习仁善、爱民之外，还应学习尊重礼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如果帝王能做到这四要，则无君主之祸矣。不惟教育人君要如此，教育天下臣民亦得有这四教，仁爱为本，尊重礼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若士大夫能做到这四要，则无权臣之祸矣。”
名可秀这已经不是在单讲抑制皇权了，同时也是在讲抑制臣权。君王专。制固然危害甚大，但权相独。裁也很可能变成下一个专。制君主。而且，一个每隔五六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就改换一次朝代的国家，又何谈治太平，昌文明？所以，君臣必须各守权力本分，才有可能实现“昌文明，永华夏”的大道之志。
她的声音变得格外庄肃，“天之道在于平衡，国之道亦如此。无论君权或臣权，都须制衡，才是道理。”
“但是，”她道，“要使礼制和法律成为宪章，必得有强大的臣权才能保障。而臣权又不能集中于某人或某几人之手，这就需要将权力分下去，权力不集中就失去了祸乱的能力。但这个分权又须得分而不散，散了就无以凝聚制衡君权。”
“如何让权力分而不散？”她顾目众人，目光炯然吐出一词，“政党！”
众人心中一震。
“何谓政党？”名可秀道，“此从‘朋党’一称而来。在欧阳文忠公（欧阳修）之前，儒家多论君子无朋党，小人才结党。‘党’为贬义。然此为谬解，欧阳文忠公的《朋党论》，可谓论断精辟，为朋党正了名。正如欧阳文忠公所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需要辨识他们是君子结党还是小人结党。
“《论语》首章即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朋即是志同道合者。孔子行道于天下，便是聚志同道合者为群，为追求礼制秩序这一共同大业，结群共同行动，此即君子朋党之始。故如欧阳文忠公所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之朋党者，‘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本朝士夫多结社，或讲学聚徒，这也是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如吾等之振道社，最初便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结社而成的朋党。但是，这样的朋党还不能称之为政党。”
“什么是政党？”名可秀再一次发问道。
“它必须是以执政为目标，有明确的治国纲领，有明确的施政政策，有完备的行动章程，有严密的人事，有严明的纪律奖惩，有严格的进出规则，有一群固定的志同道合的成员为核心，有长远的大道为共同追求之目标——这样的朋党，才能称之为政党！”
众人不由为之扬眉耸然。
这是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