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太远-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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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这可能才是朦胧诗的境界。我不赞同用外在的残破的句子去把一个思想或一种情绪弄得残缺不整,掩饰诗的苍白。实际上,诗人为什么写作,是诗歌创作中的首要问题,你必得先有一个思想和一种情绪使你产生用语言来表达的冲动,在表达的过程中你发现你对这种思想和情绪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样不得不使用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准确的语言来记录这个思想或情绪,这是朦胧诗存在的科学依据。因为在时代的大变革过程中,对事物的判断允许出现不明朗的现象,因而可以用语言来记述这种不明朗的思想。相反的情况,如果诗人的思想很清晰,但他所使用的句子不准确,不能清楚地表达他的思想。大家想想看,这是什么情况?功力太浅,词不达意,对基本的语言结构不了解,不能正确表达,这是水平问题,不是朦胧诗自身的问题。对吧?”
赫挺:“现实的情况是,自伤痕文学以后,朦胧诗成为现代文坛的主流,类似的诗的语言比比皆是,我们是先从诗的外形慢慢地深入到诗的内部,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都加入到这个行列,玩文学的人越来越多,把这个诗的现象弄得轰轰烈烈,这是一种进步,它说明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物,而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就像唐朝,几乎人人都可以吟诗,才给后人留下浩瀚的诗海。”
罗杰:“拿唐诗类比朦胧诗,目前还为时尚早。我第一次听你说‘玩文学’这个词,我有点不习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发明,还是时下评论界的一个术语,想必不会是你的首创吧,但我的确是第一次听说,也许我的确孤陋寡闻了,但我不喜欢这个说法。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创作,它区别于生活状态中的表达方式,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深厚的传承性,任何凭空的创造都是十分困难的,用十分放松的态度去做文学这种事,想必不会达到什么高度,它可能会呈现一时的表面繁荣,但不会成为不朽,对艺术这种事,理应顶礼膜拜,怀着十分虔诚的宗教态度,还不一定能够成功,更何况随意玩弄什么文学,那不是一种正常的态度。相对于朦胧诗,我相信,真正写出朦胧意境的诗人,应当是十分严谨的文学家,至少是对生活有深刻理解的那些人。”
赫挺:“但是现在的文学潮流就是这样。”
罗杰:“大家必须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凡是能够形成潮流的事,往往都是泥沙俱下,而又往往都是泥沙过多,少有最本质的优秀代表。”
这时候朱虹说话了,她说:“对朦胧诗这种现象,现在全国都在讨论,我看过一些《诗刊》上的评论,论战十分激烈,这种文学现象,只要不是戴帽子、抡棍子,历史证明总是能从中找到前进的方向,是一件好事。今天,罗杰针对赫挺的诗作中的一些东西谈了他对朦胧诗的看法,也算是一家之言吧,而赫挺也是很有个人见地的,这说明我们都在用自己的头脑思索这件事,这说明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投入到这个文学时代,是可赞扬的,至于文学观点,是可以讨论的,想必大家都可以接受。只是,对文学的基本要素还是应该掌握的,如果连基本的语言的使用都存在问题,就不能说是艺术理解的问题,而只能归结于基本功上面了。但基本功是可以经过锻炼而提高的,可能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真正困惑的是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以及对人的价值的判断。文学是人的学问,而人是最为复杂的多变的,也是最难以定性的。所以,文学,包括朦胧诗应该立足于人这个基本点上,在对人的理解上的朦胧或许才是朦胧诗的本质。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多理解一些艺术的本质规律,同时,为了能够正确地表达思想,还需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实际上,咱们沙龙里的人,可能在基本功上还存在着缺憾,因为大家毕竟还没有几个人在大型刊物上发表作品,还没有被社会承认,当然,咱们的杨阳算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好几篇小说都发表了,还有一些诗作。所以,加强基本功的训练还是当下的主要任务。”
杨阳说:“惭愧,我虽然发表了几篇作品,但都是小品,豆腐块,而且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一篇小说在《长安文学》上几乎是原貌登出来了,不过,现在看来还是显得过于幼稚,不大气,原本那个构思再深入一点会更好。我说这些,是想告诉诸位一个道理,作品的成功与否,现在的我体会最深的还是对作品内在思想的挖掘深度上面,这是一个很考验作者智慧的问题,在达到了一定的文字功底后,作者的思想深度将决定作品的一切。”
沙龙里的活动几乎回回都是这样,由谁先说出一个观点给大家听,然后由持不同见解的人来试图反驳,一个谈话主题往往到最后就偏离了原来的意思,但没关系,人在无拘无束的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以后,还是很痛快与兴奋的,尽管他们还都不是什么著名人士,但言语中也不乏真理的闪烁,而且一个充分的谈话环境,对人的思想是十分有益的。至于每个人在那种你来我往的论辩中能吸取多少于自己有用的东西,就全凭个人的悟性和造化了。
这次沙龙辩论,让罗杰了解了一种新的‘玩文学’这个名词,罗杰感到它的背后一定代表了某种趋势,他认为他下来以后应该深入地琢磨一下这个问题。虽然他直觉感到这个词所传达出的消极趋势,也许代表了七十年代新一类年轻人对文学艺术的一种不太虔诚的态度,但放到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中,仿佛可以感觉到经济状态对人们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谁能一下子说清那是好事还是坏事。
罗杰觉得他今天的判断可能有点武断,他觉得他得先把这个现象,也就是‘玩文学’这个现象再往深地弄一弄,才能作出更有说服力和接近真理的判断。
朦胧诗现象还只是文学领域在八十年代初期结束了伤痕文学后的一次新的思想体现,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它几乎构成了那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流。但是,在社会思想领域方面,人们开始在经济复苏的萌芽阶段对以往的很多问题进行反思了,比较著名的有严家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他写了一部著作叫《文化大革命史稿》,书中披露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时的革命浪潮淹没的历史真实,有些情况非常残酷,也很复杂,书中已经开始对毛泽东本人作出个人的批判与理解。这部书中的许多观点都让罗杰很赞同,他原先有许多理解深埋在心中,只因为他不掌握有效的史料而没能系统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只是凭他少年时代的理解和记忆产生了许多怀疑,现在在严家其的书里找到了共鸣点,他认为生逢其时,还有另外的人可以和他在思想上非常接近。
严家其是个学者,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其犀利的观点很快就让全国的许多人认识了他,被誉为思想领域里的精英人物。他对人类的贡献是敢于向权威发起怀疑,并且表现得非常猛烈,他对启迪中国人的思想起了一个很及时的诱导作用,个人的观点开始被历史重视,起码被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认识和理解。
据说严家其后来进了政治局政策研究精英小组的班子里,负责对历史上的现象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事,罗杰印象中好像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说是国家总理赵紫阳很赏识这个年轻的锋芒很劲的学者。又据说当时的赵紫阳手下有一帮子思想激进且又有胆识的学者充当他的智囊团,时称“精英政治”。
焦建成主持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电视片《望长城》,开始对中国的历史进行纵向的探讨和批判,推进了中国人的反思高度,人们从电视片中理解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发展脉络,看到了消失的古老文明的脚印,让人们为历史唏嘘不已。
罗杰在《望长城》中了解了古楼兰灰飞烟灭的历史事实,看到了丝绸之路的荒废和胡马踏中原后给中国版图造成的混乱,这些都与以往的历史书籍上的观点有所不同,罗杰并不去判断孰是孰非,他只是感到不同的观点所带来的思维的多样化对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冲击是万分难能可贵,他为这种局面而兴奋,他认为这是中国开始走向开明的标志。
后来的电视片《河殇》更加进一步提出海洋文化的观点,说明中国固守的黄河文化是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大潮的根源,是中国人自己不开明,甚至放弃与世界沟通,是大国沙文主义的祸首。《河殇》批判的是古老中国自恃高度文明而拒绝接纳新思想的大陆文化,批判的是它的高度发达之后的保守和不思进取,进而向往蔚蓝的海洋文化,也就是全面开放视野,解放思想,勇于与资本主义进行正面而且全面的思想接触。
在电视片的制作方面,这段时期在思想领域的引导到《河殇》之后戛然而止,显然又是一种权利的干涉。
权利之于人的思想探索方面的干涉,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事。
可叹的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尚不习惯冲破这种权力干涉,而实际上这种权力过于强大,一般学者也奈何不了它。
罗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辨能力,他发现在中国的思想领域,搞颂扬的探索非常之方便,而且容易形成长期的惯性,而一旦出现批判的思潮,往往不能持续很久,总是很快地被拦腰切断,然后被权力的代言人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反对的声音总是这样的命运,让人觉得政治是件很讨厌人的事,不由得人不暂时屈从。
因此,处于中国政治思潮极度不正常的环境下,文学上的朦胧意识可以被理解为人们的政治的怀疑,和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困惑,所谓的朦胧诗在日后看来,更多地表达了诗人们的失望和愤慨,当时也只能用晦涩的语言表述一下胸中的郁闷罢了。
不过,总有人有爆发,要站出来抗争,几年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前所未闻且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那是1989年的事,现在距那个未来还有一段时间。
宝鸡市的改革进程早已经启动,只是人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一切工作程序好像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基层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原有的生产状况远远不能跟上全国的形势,沿海一带人们的工资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已经影响了宝鸡的企业里的工人的劳动热情,而政府部门又没有什么现成的提高生产力的办法,所有的重大决定还是靠中央和省上的文件精神来做出,实在没有什么自己的高招。
变化动静最大的是十二厂。他们按部级企业的改革办法全面进行了人员整合,将车间里四十五岁以上的一线工人全面清理出生产岗位,愿意留在厂里的都分配到辅助岗位,工资提升到二百元左右,不愿意干的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享受高于原工资标准三倍的退休金待遇,一般最低也拿到了三百元。而生产第一线岗位也取消了国家的八级工资制标准,按岗位的不同定下固定的岗位工资,说是几十年不变,岗位工资标准按沿海发达地区岗位标准的百分之八十计算,不分工龄与年龄,一律持平,这样,每个在岗位的工人一下子就达到了平均四百元的工资,这比按国家的调资政策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