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记忆道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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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候，父亲是红军的、长征的，将军的，漫山遍野。谁都得给我好好表现。表现不好照样走人，退伍。不稀罕。碰上莲这样的高干子弟，所长都不能说什么。“天真。”所长说：“好好培养，贫下中农的后代。”
生产组在海边，风大。我们都吹得像渔民，黑得自己都讨厌自己了。莲吹不黑。小脸吹得又红又白。让人眼红。她老是对着水田照镜子：“班长，什么时候让我到镇里照张相啊。”
莲到了镇里照相馆照了一张一寸照片。很灿烂。一星期后，女兵们在照相馆的大橱窗里看到了莲的照片。放大的。足足有解放军画报那么大。莲去了小镇照相馆讨，人家说：“拿五块钱来。”我看了。对照相馆的人说：“你等着。”
我和莲到了政治处打了一张证明：XXX同志系我部野战二所内科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XXX野战医院政治处。
我们拿回了照片。莲把照片挂在墙上。照片上了颜色了。军装涂成了鸡尿黄，脸蛋抹得红红的。嘴也是。
女兵们都笑。特别是那些大城市来的兵。莲问我：“她们为什么笑我？”我说：“你把照片收起来了。我就告诉你。”
山村美女（2）
莲把照片抱在怀里。
“她们都是从北京上海来的。好照片见得多了。笑你不是很正常吗？”
“她们没有我好看。”
我说：“那肯定的。你最好看了。”
莲戴军帽总是往后扣在后脑勺上，前面留着厚厚的刘海。两只小辫子按内务条令不过肩。我们几个老兵戴帽子就扣在头上，不留刘海。特别是我，老远看男女不分。
让司务长说起来，这个小老表妹子，漂亮得狠。
新兵班结束。莲到了内科当卫生员。她有什么事都找我。一口一个班长。
“班长，她们都瞧不起人。”莲说：“你们城里人都穿奶罩。就瞧不起人。”
我大笑。莲比我还大二岁，就是不戴胸罩。早上跑操的时候，胸前抖得厉害。男兵老是看，她自己还不觉得。
星期天请了假，带莲上小镇子里买胸罩。小镇没有，只能跨过现在被评为文化遗产的五里桥去另一个大点的镇子。找了一个女营业员，买了两个八十五公分的。回来一戴正好。
莲朋友很少，除了我就是同她一起参军的北京兵。晚饭后，我们就到后山的金钱松林里散步。她会倒着走在我们前头对我们说：“想不想听我唱歌？我好会唱的。”
于是就唱。
“井岗山上哟荷嘿太阳红罗哎，太阳就是毛泽东哎。”
“五彩云霞空中飘，红军从咱家乡过。”
她唱歌带着一点小嗓，可以听到一丝气从她的嗓子里窜出来，声音就变得很柔软。从高高的金钱松林里冒出来，整个后山都是她的世界了。
可是，莲在病房不愿意伺候病人，怕。
卫生员是干什么的？端尿端屎、扫地洗痰盂、送饭送菜、给病人洗脸洗澡。多了。就是给病人当保姆。不想干？请走。
“班长，那些病人好脏哦。吃不消的。”莲说。
“吃不消也要吃啊。你想不想去军校读书啊？”
“想是想，就是怕。”
“怕也要干。就当是你亲妈。”
“我妈妈从来不叫我干这种丢人的事情。”
终于有一天，莲把一个伤员的便盆打翻了，不去替病人收拾，自己蹲在地上吐起来。
所长说，不行就退伍吧。
后勤的一位首长说话了：“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贫下中农的后代要重点培养。不适合当卫生员就送军校去学护士。”
莲走了。
我还在病房当我的卫生员。她对我说：“班长。你要好好表现。也去读书。”
再看到莲是我从军校回去到医院。莲告诉我，她提干了，一个月五十四块五。她戴了一块上海表，穿了一件淡黄的的确良衬衣。我在学校也提干了，就是不敢穿的确良，怕别人说自己搞特殊化，照旧是发的棉布衬衫。手表也不敢戴，放在抽屉里。那是一块越战军用侦察手表，黑色，有方位刻度，夜光。防四十米深水。莲看到了。说不好看。还是上海表洋气。她的被子也换了，托人从杭州买了一条红的绸缎被面。我还是军用被子。我喜欢那种绿色。
因为看书，晚上我喜欢冲咖啡喝。莲看到了。她很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喝这种东西。我说：“提神。小时候就喝。”
“什么样的人喝呢？”
我开玩笑说：“资产阶级。”
莲同别人说：“资产阶级喝咖啡有什么意思，中药一样的东西。”
她的话被别当成了笑话。
周末的时候，女兵们常常在一起做饭。莲老是被别人排挤在外。干校的那两个女兵对我说：“我们在江西的时候，人家真是对我们好。”
于是，莲成了我们的饭友。她不会做菜。我老是炒一大盆红辣椒给她，莲就笑。眼睛还是清清的可以看到天空的倒影。
莲突然间就买了好几只锅子。我发现她常常在中饭过后很久，到食堂去买上一锅饭，往后门走。
我问莲。莲总是不肯说。问急了，她说：“说了，你们城市兵会看不起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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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美女（3）
“向毛主席保证。”
她带我去了后门，那里有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子。看到莲，他们都站起来了。看到我，他们又挤到一起。
老头掏出一张纸对我说：“我们有证明的。”
我没问什么啊？
纸上写着的大概意思是：XXX系我生产队贫农，因生活困难，外出讨饭。“外出讨饭”几个字我绝不会忘记。
“你们好回去了。不要老是在这里，现在不是包产到户了吗？”莲对他们说。“再不回去，我不送饭了。”
回来的路上，莲告诉我，那两个人是她无意中看到的。太可怜了。就买饭给他们吃。
“以后怎么办呢？”她问我。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那两个人不再来了。
莲老是对我说：“你们城市兵看不起我们农村兵。”
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她努力把自己打扮起来，什么衣服穿到她的身上都好看。真的。从外表上，她同城市兵没什么两样。可是她还是说那句话。听得我都烦了。
莲是医院里第一个穿高跟鞋的女兵。从上海买的。第一个有两个喇叭录音机的人。她唱的《小城故事》和邓丽君好有一拼，至少男兵们看她的眼神都不对。莲找了一个对象，军里的参谋。
可是莲出事了。病房里是不允许穿高跟鞋的，我们都是穿解放鞋和布鞋。这样不影响病人。莲不干，她嗒嗒嗒地走。挺着胸。出事的时候，我正好走进病房走廊，她正面过来。她滑倒了。水磨石的地板多滑啊，卫生员又刚擦过地。
她就那么一下子撞到了地上。治疗盘里的针管飞了一地。我像是看到了慢动作，一个剪影慢慢地倒下来。
莲是飞快地撞到地面的。我们都喊了一声，以为她会站起来。
她没有站起来。莲脑干损伤。
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莲出来的时候，头发没有了，包着厚厚的敷料。
她上了呼吸机。脑干是主管人的心跳呼吸系统的中枢，损伤是致命的，有的人可能一辈子就那么躺着，有的人很快就失去一切生命体征。
莲除了没有自主呼吸，其它生命体征都是正常的。
我站在莲边上问：“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她的眼睛微睁着没有反应。
想到了莲那个时候对我说：“想不想听我唱歌，我唱歌很好听哦。”
眼睛酸酸的。两个北京兵也来了。我们就那么站着。听着呼吸机的丝丝声。
莲的未婚夫来了。一个很结实的男军人。他站着，摸着莲的手，不住地抖。
我们看到莲的眼睫毛抖起来，眼角慢慢地沁出一点泪。
我们都被泪骗了。莲的病情一下子恶化了。她出现了继发性的颅内出血。
心跳很快就没有了。呼吸机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两天后，莲不再有任何生命体征了。
我们收拾莲的东西。我看到了她的那张从照相馆拿回的照片。那年她才十九岁。很多不太同她来往的女兵突然就想到了莲过去的样子。真美的一个小女兵。
莲是我叫她的。她的名字一当兵就改了。叫志军。在家叫莲花。
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干活、做家务、聚会、吵架、高兴、哭。那是因为你有生命。至于死，谁都躲不了。不知道了，还痛苦什么？
怕死，是另外一回事。谁敢轻易说自己对死无所谓？对死，有的人有一种傲慢的态度。可是，傲慢和害怕，可以是一对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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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有尊严的死（1）
因为一次感冒，我住了院，竟然是心肌炎。
那一年很多人得这个病，对它的恐慌不在今天的禽流感之下。我就处理过一个二十岁的空军小战士。发烧住院，一周后一切正常，闹着要出院。办好了手续，小伙子拿着自己的一只网兜，连蹦带跳地窜过病房走廊，就听到一声“咣当”，他栽在了走廊里。什么都没有了，猝死，死于病毒性心肌炎。这是一个常发于青年人的疾病。为了保证治疗，我被转到了上级医院。
在那儿我认识了萍。
萍是一个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我和她隔一张床。
看到我的床靠窗，她眼盯着窗外说：“所有的特权都会在每一个受益者身上放大到极致。所以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特权。”
身为医生，病人见的多了。我躺在床上看她，怪啊，我怎么就没看到红斑狼疮病人常见的典型蝴蝶斑？
想到内科学上的那张红斑狼疮患者的照片，一脸麻木，鼻子两边大大的两块斑，像两只蝴蝶翅膀。这张照片成为班里的很多男兵嘲笑女兵的工具。因为红斑狼疮这种胶原性疾病多见于青年女性。它是累及全身的不明原因的疾病，严重的会引起内脏病变。
萍的脸白里透红，她的鼻子长得特别直，不像黄种人常常会有鼻中隔歪曲的遗憾。
我们的解剖教官曾经对我们说过，世界上只有印地安人的鼻子是正的。因为他们的婴儿从来就不准侧卧，只能正卧。所以他们的鼻中隔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一个人漂不漂亮，鼻子占了一半。”教官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都在笑。因为他长了一只歪曲明显的鹰勾鼻。
现在我终于在黄种人中找到了一个鼻中隔端正的人！
萍的最大本事就是挖苦人。
胶原疾病是一种发病机制不明的疾病，临床上只能是对症治疗，常规用的是激素。激素治疗又是一种特别会让人变形的治疗，比方说服用一个疗程的药物后，有的人就会出现“满月脸、水牛背、多毛症”。
看看内科的那些用激素的病人，一个个鼓着脸，有的小孩子下巴飘着软软的黄黄的细毛。这种形象落在女人身上是很糟蹋人的。
同病房有个叫素华的病人，据说她曾经是一个苗条清秀的女人，几个疗程下来已经是面目全非。常常对着镜子长吁短叹。
萍就说：“一切矛盾中，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起关键作用。你早晚就会是这个样子。与其将来痛苦不如现在。”
好端端地让素华一场掩面大哭。萍只是冷笑。
对我，她也不客气。
“前段时间我们病房里死了好几个心肌炎的病人。”她抱着一本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