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电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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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轿蠢吹恼匠 υ肌Ｋ亲急缚患倚⌒偷牡缬肮尽９镜拿纸忻桌罂怂梗伤歉改傅拿置桌鲦泛吐砜怂购掀炊伞Ｐ值芰┛晌蕉懒⒌缬胺⑿辛煊虻囊焓Ｓ�1970年代那些经营学院电影社团开始职业生涯的发行商同行不一样，温斯坦兄弟是从推介摇滚新人起家的。索尼经典的共同总裁汤姆·伯纳德（Tom Bernard）说：“我们每个人都深受自己出身地的影响。做摇滚营销生意完全是残酷的割喉战，你必须要经常为自己的地盘去拼杀，并且不得不动用威胁性手段。”
1970年代后期，哈维·温斯坦接管了布法罗城区的世纪影院，为了不让剧院在不举办音乐会的时候太冷清了，他跟当时还叫博比的兄弟开始在剧院放起电影来。他们把生意转移到纽约城后，博比开始担任总裁。博比虽然头衔很高，但他依然是哈维的小兄弟，哈维常常为他撑腰说：“你可能觉得博比对公司而言无足轻重，其实他相当关键。如果你不以为然，可以立刻滚蛋，别他妈的欺负我兄弟。”然而博比却并不甘心受制于人。有一天他宣布：“我叫鲍勃，大家管我叫鲍勃吧。”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音乐贩子在百老汇的拐角西56大街211号一个狭促的两人间公寓里搭起了办公室。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公寓的女主人在这个大楼外工作。
哈维·温斯坦生于1952年。他的形象几乎就是比自己年轻两岁的博比的更苍白更肉乎的翻版，看上去像第一锅没有烤熟就抛出来的煎饼。他身高6英尺，体重300磅，而且还在继续增长。他在各个方面都比博比大一个型号，一双眼睛像两个青蓝色小坑一般陷在肉乎乎的脸上，向外盯着，脖子几乎就是一段消防栓，手大得像羊排。换句话说，他属于那种你过马路时需要小心规避的人。他领口敞开，把衬衣下摆露在外面，腋窝下总是一片汗渍渍、黑糊糊的半月形，很像《当代奸雄》（All the King’s Men）中的布罗德里克·克劳福德（Broderick Crawford）。
哈维常常一手端着健怡可乐，一手抽着纯蓝牌香烟。他喜欢一支接一支地抽，而且并不把整根烟都抽完。他抽完一支再用烟纸把剩下的卷上，就这样一支接一支、一包接一包地抽下去。助手们学会了买整箱的可乐，整包的香烟，整条的巧克力。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来买的，好像哈维是萨姆俱乐部的铁杆会员似的。他是一个巨型饕餮之徒。他吃东西的样子令人难忘，让人想起电影中一些著名的美食场面，比如《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中的随便哪个镜头，以及《生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中那场狼吞虎咽、简直像气球爆炸般的晚餐景观。哈维一直在设法控制体重。早年，他喜欢吃燕麦冻鱼沙拉三明治、烤面包、美式奶酪片，还有离不开手的可乐。那时他总是用一两份薯条就着吃，好像要对自己的节食来点自我奖赏。十月电影公司创始时的合伙人、现在是联美公司（United Artists）头头的宾厄姆·雷（Bingham Ray）有一次弯着腰假装凑得很近地看着一个想像中的人说：“‘哈维，你今天午饭吃什么了？让我瞧瞧，有豌豆汤、比萨、沙拉、奶油蛋羹。’从此哈维开始穿黑色衬衣了。”
哈维并不想把身上粗粝的棱角打磨掉，相反他还采取一种嘲弄式态度，想把它们搞得变本加厉。大家都知道他有时说话根本不算数，可是他却一度享有能讲真话的美名。他深知：身上的汗渍、不干不净的食物、不修边幅的衣着、大大地书写在那张胖脸上的内在邪恶，这些都可以用来传达一个信息，用大力水手波派（Popeye）的话说就是“我表里如一”。然而从他的外在派头看，身穿阿玛尼西服、开着奔驰500SL，这句话却显得并不那么准确。大家很钦佩他那种对自己本性的忠贞，因此对他的种种恶行总是宽容有加。马特·戴蒙说（Matt Damon）：“这很像古老的蝎子和青蛙的故事。蝎子坐在河岸，这时一只青蛙走过来。蝎子说：‘带我到对岸去吧。’青蛙说：‘不行，因为我们到对岸后你就会蜇我，你会蜇死我的。’蝎子说：‘绝对不会的，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不会游泳，带我到对岸去吧。’青蛙最后答应把蝎子背到对岸，刚上岸蝎子就开始蛰青蛙。青蛙临死前说：‘你为什么要蜇我？’蝎子低头望着它说：‘因为我是蝎子，这是我的本性。’哈维也是如此，本性难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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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尚未结束的故事（5）
哈维喜欢聚焦在镁光灯下，那会使自己显得别有魅力。他很在乎别人欣赏自己。他非常有趣，练就了那种只要愿意可以针对自己、也可以顺手用来攻击别人、让一个成年人痛哭的恶毒的耍嘴皮子的小聪明。在他兴致高昂的时候，别人可就要倒霉了。他曾经这样评论过一个人：“他是那种你想抓住他的手把脑袋砍掉的家伙。”
然而，哈维内心深处却盘踞着一颗即便不是诗人至少也是影迷的情怀。他真诚地喜欢电影，A级片、B级片、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音乐片、功夫片等形形色色的影片他全喜欢，他尤其热爱外国电影、艺术电影和“偏门”电影。他喜欢跟别人回忆14岁时看《四百下》（The 400 Blows）的那件往事。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部性爱片，但是，在影院消磨了一个半小时后，他被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魔力征服了。1980年代后期担任米拉麦克斯公司发行部主任的马克·利普斯基（Mark Lipsky）说：“这个故事——‘看过《四百下》后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是哈维而不是鲍勃。”
总是喜欢穿一身黑衣的鲍勃常常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神色别扭，似乎无论待在什么地方都不对劲，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说哈维的做派更加张扬，鲍勃则更为内敛、强硬和简约。如果说哈维属于外向型，鲍勃则相反。他更安静，更安于停留在别人的影子里。别人喜欢与否对鲍勃来说无关紧要。
鲍勃曾对媒体说过：“我们是艺术家，我们对金钱不感兴趣。”但他并不把特吕弗放在心上。米拉麦克斯的前主管帕特里克·麦克唐纳（Patrick McDarrah）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的生意可以用自我和贪婪来概括。哈维代表自我，鲍勃代表贪婪。”鲍勃喜欢的是利润的获取、可以直接做成音像制品的商品。他关注的是财务报表中的净收入和净损失。不管什么影片，他最想知道的是：“这部片子能赚钱吗，哈维？”
如果说哈维的心思可以一目了然的话，鲍勃则城府很深，而且情绪变幻无常。“你永远搞不清鲍勃的脑子在想什么。”后来在1990年代中期那个一流购片团队中工作效率最高的马克·塔斯克（Mark Tusk）说：“哪怕是一个子儿都会让他兴奋起来。”
圣丹斯和米拉麦克斯这两座独立电影界的双子塔后来投射下长长的影子，可谓影响深远。但是在1979年，它们还仅仅只是一个梦想。大约与雷德福的雄鹰开始展翅的同一时期，温斯坦兄弟已经光临纽约，悄然发行了几部荣获好评的低成本剧情片，而且收入也还不错。但是，没有一部具有丹尼斯·霍珀和彼得·方达（Peter Fonda）他们拍摄的所谓“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骑士的电影”所产生的震荡性影响，这些影片公开标榜诚意，不过，对那些想改变一下华而不实、产量巨大而又空洞无物的制片厂电影食谱的观众来说，温氏兄弟发行的这几部作品有理由让他们感到兴奋。一部是罗伯特·M。扬（Robert M。 Young）执导、迈克尔·豪斯曼（Michael Hausman）制片的《阿拉姆布里斯塔！》（Alambrista！，1978）；第二部是罗伯·尼尔逊（Rob Nilsson）和约翰·汉森（John Hanson）编剧并执导的《北方之光》（Northern Lights，1978）；第三部是理查德·皮尔斯（Richard Pearce）执导、安尼克·史密斯（Annick Smith）制片的《心灵大地》（Heartland；1979）。《阿拉姆布里斯塔！》讲述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在美国寻找工作、苦苦挣扎的故事。《北方之光》是向那些落户北达科他，并且组建了非清教徒联盟以对抗大银行、议会、铁路从而保护自身利益的移民农民反对种族主义的致敬之作。《心灵大地》把视角集中在一个坚强的寡妇所面临的种种考验和苦难以及一个人勇敢地面对世纪之交的西部所经历的无情现实。风格古怪并且略显偏执的《逍遥骑士》把两个海岸之间的广袤大地视为穷人们任意放火的地方。准确地说，尼尔逊、汉森、皮尔斯和史密斯都把这片土地供奉为心灵大地。这三部影片都是越战那一代导演的作品，存在某种明显的政治痕迹。到了1980年代，这些影片所推崇的那种地方精英主义渐渐沦落为面向农家庭院和广场舞蹈、头脑简单的草根主义，具有明显的加里森·凯勒（Carrison Keillor）的风格。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像孤独的哨兵一般独立矗立在那里，与好莱坞群体形成强烈反差。
绪论尚未结束的故事（6）
1978年，《北方之光》的联合制片人桑德拉·舒尔贝格（Sandra Schulberg）协助创建了“独立电影计划”（IFP），这是独立电影制度建设奠基的第一块砖。该项目主办了一个如何在体制外工作的系列研讨班，讨论如何筹资、生产、自办发行等等，这就像重新发明轮子一样（西方人把不必重新再做的事叫“invent the wheel”——中文版编者注）。其目标很简单，就是把美国独立电影打进发行系统中外国电影占据的位置。但是，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1980年，独立电影的《逍遥骑士》终于以约翰·塞莱斯（John Sayles）的《西卡库斯七个人的归来》（Return of the Secaucus Seven）适度伪装的方式出现了。这部影片得到《纽约时报》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的推崇，并且创下惊人票房，总收入高达200万美元。虽然这两部影片有很大区别，但也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忧郁的《西卡库斯七个人的归来》哀悼的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是对方达那句著名台词“我们输了”的注解。与《洛奇》、《超人》和《飞天小猪》（Porky）等影片不同，塞莱斯的影片处理的是一个很严肃的主题——战后和平运动的低落。“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根本没有钱，”塞莱斯说，“独立剧本很难物色到演员，你也不可能去麻烦大制片厂，除非你的剧本有商业价值。不过，你就是不通过代理联系，他们也不会看剧本的。独立制片电影其实还是打不进去。”《西卡库斯七个人的归来》只花了6万美元，完全由塞莱斯自己负担，绝对不可能在大制片厂拍摄。但是，作为一种预演，这种模式被哥伦比亚公司照搬后转而拍出了《大寒》（The Big Chill）。
继《西卡库斯七个人的归来》之后，路易·马勒（Louis Malle）的《与安德烈共进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é，1981）赚了190万美元；王颖（Wayne Wang）的《陈氏失踪》（Chan Is Missing，1982）赚了100万美元；保罗·巴特尔（Paul Bartel）的《食用雷欧》（Eating Raoul，1982）赚了470万美元；格雷戈·纳瓦（Greg Na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