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所颇有规模的、新兴的民办学校实习，认识了一位“阳光老师”。 他是澳大利亚人，大个子，五十来岁的样子，秃顶；他性格特别开朗，言谈举止活像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桑尼（SUNNY，中文译为“阳光灿烂的”）。基于以上两点，我们都叫他“阳光老师”。 我没事时总是去听“阳光老师”的课，在我看来，他的课堂严格地讲不能称之为课堂，因为在我上学时，我们在课堂上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胆战心惊的。在他的课堂上，孩子们如一群快乐的麻雀，唧唧喳喳，七嘴八舌，想啥就说啥；孩子们坐得东倒西歪，自由自在，甚至有人走动互相探讨。“阳光老师”自己呢，一进教室，就脱掉长外套，随意地挂在讲台边；他有时一抬屁股，竟然坐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手舞足蹈。他虽然带了课本，却很少打开，他的课堂，几乎等同于聊天室。他从不呵斥任何孩子，他挂在嘴边的多是温和真诚的纠正和热情的鼓励。...
我是在电视上认识那个叫李二荣的女人的。她蓬头垢面，贫苦狼狈。一年半前，她四岁的儿子楠楠被决意抛弃她的丈夫偷偷卖掉了。她疯狂地寻，但孩子却杳无音信。她报了案，在警方的协助下，她终于在汕头的一户人家见到了楠楠。 楠楠的养父养母家境很好，他们当初是花了18800元买下楠楠的。当他们看到楠楠的生母找上门来，十分惊骇。楠楠紧紧地趴在养父身上，用带有敌意的眼光看着他已不认识的李二荣。李二荣试图将儿子夺过来，但楠楠气恨地拨开了她的手。李二荣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个恶意拆散别人美好家庭的歹人。孩子的养父无比心疼地说：“不要吓着了孩子！不要吓着了孩子！”面对此景，李二荣欲哭无泪。楠楠的养父养母看到李二荣十足的寒酸相，便知道她定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于是他们建议将孩子留在汕头，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答应李二荣可以随时来探望孩子。但是，李二荣坚决不同意。她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生楠...
几年前的一天，女儿放学后神情忧郁地问我，爸爸，你说假如有一个人要上北京，有汽车、有火车、有飞机，他应该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有土路、有沙石路、有高速公路，他应该选择哪条路？我说，那要看这个人的经济实力了。她说，坐飞机和坐火车、坐汽车票价一样，走高速公路和走土路、沙石路收费一样。我说，那当然要坐飞机和走高速公路了，既然少了旅途的辛苦，又节省了不少时间。可是，女儿神情更加忧郁地说，一道貌岸然数学题明明五步可以解完，老师为什么偏偏让我们解七步呢？ 一开始，我还以为女儿又在跟我玩智力测验呢。听了后面这句话我觉得不对劲了，就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母亲一直说她身体不太舒服，五奶奶得了乳腺癌，也是一样的症状母亲是个坚强的人，小病小灾从没放在心上，这次她说自己不舒服，肯定是把它当成 大事了。我们故意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小病，是身体偶尔不适，每个人都会碰见。 她依然很努力地劳动，我心里却很是不安，不敢往更坏处想，心里感到害怕，怕母亲会离开我们。万一母亲先走了，家就不再是家了，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他怎样应对孤独晚年？他跟谁说话？一个人的生命齐刷刷断开，谁愿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一生支离破碎？我们都走得很远，谁来照顾他？即使父亲天天对坐在我们面前，又怎么知道父亲的心离我们有多遥远？他走在广阔的田野里，走在村里村外的道路上，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他自言自语，再也听不到母亲应和的声音。...
他父亲是位大庄园主。七岁之前，他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上世纪60年代，他所生活的那个岛国，突然掀起一场革命，他失去了一切。 当家人带着他在美国的迈阿密登陆时，全家所有的家当，是他父亲口袋里的一叠已被宣布废止流通的纸币。 为了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从十五岁起，他就跟随父亲打工。每次出门前，父亲都这样告诫他：只要有人答应教你英语，并给一顿饭吃，你就留在那儿给人家干活。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边小饭馆里做服务生。由于他勤快、好学，且不取报酬，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为了能让他学好英语，老板甚至把他带到家里，让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不知从哪一年起，似乎已是很久，他和她一直在等待着，企盼着。 读中学时，他是大队长，她是另一个班的中队长。他是个英俊的少年，绰号叫“外国”，高高的个，白皙的脸，挺拔的鼻。她却是个丑小鸭，小小的眼，倔强而微翘的嘴。每学期年级考试总分张榜，他俩总名列前茅，不是他第一，就是她第一。虽然他们彼此记住了对方的名字，却从没说过一句话。每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她的教室门口时，她总感觉到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向她投来深深的一瞥。有一次，当她惊恐却又情不自禁地向站在教室门口的他望去时，他正注视着她，友好而纯真地朝她微笑，她看呆了。...
父亲理发回来，我们望着他的新发型都笑了—后脑勺上的头发齐刷刷地剪下来，没有一点层次，粗糙，玩劣如孩童。 父亲50岁了，越来越像个孩子，走路从不抬腿，脚蹭着地，嚓嚓嚓地响，从屋里听，分不清是他在走路，还是我那8岁的侄儿在走路。有时候，饭菜不可口，他执拗着不吃；天凉了，让他加件衣服，得哄好半天。 父亲很有点“人来疯”。家里来个客人，父亲会故意粗声大气地跟母亲说话，还非要和客人争着吃头锅的饺子———他明知道家里有客人，母亲不会和他吵架。客人一走，父亲马上又会低声下气地给母亲赔小心。...
我14那年，为了准备高中入学考试，除了上课以外，很多时间都在图书馆里温习。尤其放了暑假，每天一大早就到图书馆门口排队，以使获得里头较安静的座位。 有个男同学叫T，每天也一定来图书馆。有时候，我早晨起得晚，差一点就没赶上9点钟图书馆开门的时间。每逢此时T都帮我占个座位。我们领座学习到中午，一起去食堂吃面包当午餐，跟着又做功课到下午6点钟。图书馆关门时一起出来，说声“明天见”，便各走各路回家。我们之间，显然互相有好感。 有一天，T没有图书馆。整整一天，我心里好像有了个空洞。他怎么了？有事出去了？还是生病了？我感到很不安。...
不管你如何忙碌，都应在星期天抽个空，带着孩子到爷爷奶奶家探望老人。 孩子以后也会记得你在路上的吩咐，爱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的确，很多很多时候，你以为孩子不晓得你在干什么。其实，他们是看在眼 里，嘴上不说而已。 孩子从你的一举一动中，构建一个成长的模型。 当你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第一次从学校做的饼干送入口中时，你以为他没有看 到。你嘴角的微笑，让他决定周末不出去打球，要呆在厨房烘饼干。 当你在公路上停下来，把一只受伤的猫抱到路旁。他会更加爱护家里的动物，...
在我最近的阅读中，有两个女人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她们的命运是那么相似：都曾有过惊世骇俗的爱情；都不是丈夫的原配；都成了遗孀；都凭着对另一扇翅膀的美好回忆，在人间单翅飞翔。 ――廖静文女士，徐悲鸿先生的遗孀。她揣着一个到了坟墓都不忍放下的故事：“悲鸿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回来都会带三块粮，两块给孩子，一块给我，就是这样。他去开会的那天，从早到晚他都在会场。他开了一天的会，晚上又去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上他突发脑溢血，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死了以后我在他的身上摸到了三块水果粮，就是他预备带回家给我和小孩吃的。”那是1953年的事，那时，一块糖给苦难人生带来的安慰是不容低估的。徐悲鸿去世之后，廖静文女士的生活中也曾有过异性的倾慕，但是，廖静文一看到客厅里挂着的“像油画那么大的悲鸿的画像”，看到到处都是徐悲鸿的痕迹的家，她就明白了她永远不可能停止对徐悲鸿的思念，恰如徐...
刚从医大毕业的时候，我怀着拯救天下苍生的理想，希望所有的人都远离痛苦。工作半年后，我收了一个老年病人，他笑的时候，就像三毛说的，“脸上哗地开了好大一朵花。”医护人员大多很喜欢他，然而我心里藏着隐忧，他得的是肝癌，肝癌啊。 那是从未体验过的经历，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我和其他的医生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方法。看着他努力地微笑，我几乎要掉泪了，他对我说：“别难过孩子，我知道我是真的不行了。”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被震撼着。你试过一个生命在你手中悄然远逝吗？你不是要拯救天下苍生吗？当他永远地闭上眼睛，我竟呆呆地说不出话来。生命是如此不可把握，而我的力量竟然是那样渺小，渺小得让我无法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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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华的纽约，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情。 星期五的傍晚，一个贫穷的年轻艺人仍然像往常一样站在地铁站的门口，专心致志地拉着他的小提琴。琴声优美动听，虽然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赶着回家过周末，还是有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时不时地会有一些人在年轻艺人跟前的礼帽里放一些钱。 第二天黄昏，年轻的艺人又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地铁站门口，把他的礼帽摘下来很优雅地放在地上。和以往不同的是，他还从包里拿出一张大纸，然后很认真地铺在地上，四周还用自备的小石块压上。做完这一切以后，他调试好小提琴，又开始了演奏，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加动听更悠扬。...
一位老人和他的狗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老人一边走，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景。突然，老人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回忆起临死时的情景，也想起身旁的这只狗早在几年前就死了，他不知道这条路将把他们引向何方，只是茫然地朝前走着。 走了一段路程，他们发现前面路边高耸阗大理石砌的围墙，围墙正中是流光溢彩的拱门，门上装饰着珍珠，非常华丽，门前的路由纯金铺就。老人兴奋不已，他想他们终于到了天堂。他带着狗朝着门走过去，只见门口放着一张有着精致雕刻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 “打扰一下，这里是天堂吗？”老人问道。...
华人在自己的祖国聚会，用什么语言交谈？这也许是个毫无疑问的常识问题。谁不知道华人同文同种讲汉语？ 然而怪事偏偏就出在同种不同文，华人在华开会竟然“禁说”华语。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聚集的学界精英尽管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有人申请用中文做报告未获准许，只好用不熟练的英文演讲，致使论文原意不能充分表达。一位与会学者认为，大多数报告用中文完全可以讲清楚，而且更容易被听众理解。即使考虑到部分海外华裔学者的需要，至少可以采用中英文双语，但这些要求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而拒绝。大有非熟练英语者不得发声的意思。...
“我能看看我的孩子吗”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这个刚成为母亲的女人，急切地问道。刚刚经历的巨大阵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一脸的阳光灿烂。于是，护士小姐把襁褓递给了这位幸福的母亲，她自己却迅速地转过身，朝窗外看去。抱着自己的小天使，母亲的心都融化了。多美啊！粉嫩的小脸、软软的头发，母亲迫不及待但又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襁褓。一下子，她惊呆了！这么完美的小脸上居然没有耳朵！“耳朵在哪儿？我儿子的耳朵在哪儿？”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的，不会的我儿子怎么会没有耳朵？” 物换星移，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幸运的是，他的听力没有任何问题；不幸的是，他永远和别人不一样，他的头部就贴着这个异样的标签。全家人对此讳莫如深，好在儿子毕竟年幼，不谙世事。但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的儿子，泪流满面地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里：“妈妈，我再也不上学了”伤心的泪流在儿子的脸上，却流进了母亲的心里。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