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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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我哭成一团，竟没有能再看妈妈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里暗暗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地送来一张条子，是妈妈写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
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我的妈妈，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我们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家乡解放了，我从牢笼中飞出来。国家是我们人民的了！天空显得这样碧蓝而深远，大地变得这样美丽和宽广，我从未感到过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着妈妈和二哥回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妈妈，二哥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我狂喜地大叫一声，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荡的屋子，眼泪止不住淌出来。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装着睡熟的样子。第二天，他赶快把我送到乡下二姑家。二姑家和表姐妹们想尽了办法逗我高兴，但是，我实在惦记妈妈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这才知道，妈妈和二哥已在“中美合作所”被敌人杀害了……
敌人抓到“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简直疯一样的高兴，因为这等于是他们继“捣毁”《挺进报》后，又“粉碎”华蓥山游击队的又一重大“胜利”。故一抓到邓惠中，敌特机关就上下全都动了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企图让这位传奇的女游击队队长在他们的面前服输。但是他们想错了。当第一次受审时，邓惠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共产党。第二次又提邓，当邓惠中仍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时，敌特分子就叫了一个半瞎子的人名叫陈永福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惠中一见这俩个叛徒就大骂了陈永福等人一通，后来曹佛之要她交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其他的党员，邓惠中冷冷一笑，答复了曹：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嘛？曹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共党就行。邓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向你说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习惯。曹佛之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共产党员？邓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全是共产党。中国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共产党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惠中接着就大骂曹佛之：你这一个毛虫狗官不干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专门干坏事，你想把共产党搞垮整绝，你是白日做梦的！告诉你，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干，坏事作尽，看你今后如向交代！曹气急败道：你竟敢威胁到我头上来了！便指挥手下对邓惠中动刑。这时，几个差使使把邓架到了后堂，把邓的一对大手指母钉在板凳上，又将身子绑在铁桩上用麻绳捆了起来。然而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邓，逼她交代。邓仍然不屈，并大骂曹是民族的败类，法西斯的走狗。见邓不招，反而骂他，曹佛之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子直接往邓的手指甲里边打进去，邓惠中的十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后来曹佛之又用猪毛穿乳头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让邓惠中“招供”，其结果招来邓惠中更猛烈的臭骂，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样的话。最后曹佛之见硬的不行，又将邓惠中的儿女全都逮捕来了，跟邓惠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产党员来 ，全家就可以一齐放了，如果死心踏地不交代，就杀她全家。邓惠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又大骂曹佛之，说她和她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好这句话！曹佛之不得不摇头罢休，并对同事说：他跟班站堂这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女人！不久，国民党伪中央来令说，凡是捉到真正的共产党员，本地不能关押，一律送重庆“中美合作所”，就这样，邓惠中和她的二儿子邓诚被押解到了渣滓洞……
到重庆后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过邓惠中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人也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但她是裹过小脚的，走路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惠中是个平实的老大姐而已。
在敌人的监狱里，邓惠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内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弱的年轻同志，时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惠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她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儿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同一时间里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9岁。一个女人的这个年龄，如果在今天的话，仍然是娇艳和风采照人的年龄，然而在革命斗争时代，49岁竟成了“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牺牲常常是多方面的。
四
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为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同志，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述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那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以后，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十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来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献，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给彭咏梧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彭咏梧本人对此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铭义。12岁时，接受三舅的安排，进一所孤儿院小学读书。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身材矮小、一向文静而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学们组织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后，被地下党组织安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有些党员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失掉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