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2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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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制举？”
他微微眯眼，抚髭笑道：“爹爹决意将咱们恒兴的二掌柜提前解约，也是着意在此吧？”
“业儿猜得不错。顾三郎虽是一员干才，但留在恒兴不如入朝，对我孙家的发展更有利！”
孙俊明眯目而笑，“这三郎虽说是我孙家的奴婢，但仍属于良户，按律令最多十年便得放他出府，眼下还差三年就满，与其到时候允他自由，倒不如提前给了他这份恩惠。一来让他眷顾着我孙家的恩德，二来他没有家世，若入朝为官也需找个倚靠，我宁海孙家便是他最好的选择……”
“此举于他于我，都是有利无弊啊！”
老人家笑得意味深长。
“爹爹远见，孩儿不及！”
孙继业拱拱手，对父亲的谋算心悦诚服。
少了一个二掌柜，却多了一个官场上的盟友，何乐而不为？
***
像孙家父子这般的对话在东南路的海商豪户家里相继在上演，对话的情景或许有差异，但面临机会采取的手段都大同小异。
诸姓海商均选出商行里精干忠恳的外姓人，解除雇佣契约，斩断他们和海商海贸的联系，以便应考制举，若得高中入朝，他日自可与原东家守望相助。
海商的这些谋算自然瞒不过有心人。给事中胡安国就在给皇帝的奏本中严厉抨击海商的“做弊”之举，说：“商人为利驱使，多行不法之事，朝廷应绝其通往科举之路！”
刑部侍郎范宗尹、天章阁待制朱震、户部员外郎范冲、起居舍人汪藻等均出列奏言反对商人应举。
宋之意诘问范冲：“听说户部录了几名一赐乐业人到度支和虞部后，会计帐目清明，效率也高了很多，可有不法行为？”
“宋大人休得以偏概全！那些一赐乐业人不过是夷人小吏，怎可与那些豪商家出来的精狡掌柜相比？”
“范大人是儒学名士，品性高洁，常言‘民不知礼，吾当教化之’，您说这些商人精狡，何不好好教之，这般野蛮拒之于堂外，似非圣人之道啊！”
“宋大人你这是本末倒置。为官者当先有德，岂可为官后再修德？”
……
朝堂上一片吵嚷。
赵构皱了皱眉头，这道诏命下去后反对之声一直不断，先是台谏，其后又有杨时、罗从彦的奏书，朝中胡安国、范冲等人更是隔三岔五上言，皇帝也不由有些犹疑动摇。
然，丁起的态度坚决，以有赵鼎、宋之意、叶梦得等朝官的支持，赵构仅微微动摇了一下，又沉稳坚定下去。
***
和儒生、商人们相比，方技之士和匠户的应诏就不那么积极。
他们比不得读书人，有着读书为上品的优越心态；也比不得商人，因逐利而生出冒险胆色；他们以祖辈相传的技艺为生，或许掌握着一门家传绝技，却被世俗压在底层，习惯了官府的劳役压榨——到朝中跟那些读书人一起做官，这岂是他们这等卑微之人能想的？
在这种自甘卑微的心态下，虽说朝廷的诏令广为宣传，既有报纸登载，又有官府张贴，还有州府的官伎街市歌舞吟唱，将朝廷的诏令几乎宣扬得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真正相信、并敢赴京去报考的匠人却寥寥无几，十三路统共下来也不过几百来人，远远逊于士子和商人的热情。
但匠人们仅是这股制考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他们的犹疑影响不了奔涌向前的大势。
建炎二年正月，赶赴礼部报考的应诏人员已达八千余人。
正月一过，到得三月十日截止报名时，报考的总人数已达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几乎赶得上武举的兴盛了。
上万的士子商人和方技隐士云集在京城，甚至有广州、泉州定居的蕃人也落户籍为大宋国民前来应考，临安盛况一时空前。
***
“天下人才尽入我朝呀！”
礼部侍郎周紫芝对此极为自得。
但这般盛况，却引发了儒林更深的忧虑和更强的反对声浪。
给事中胡安国再度上表，道：“朝廷取士，士农工商杂糅，将恐道德治下，君子之政远矣！”
范冲、朱震联袂频繁入宫进谏，以致赵构一听得内侍通传“范、朱二人觐见”，就有些头痛想躲开。
三月十五、十六，杨时、罗从彦先后在《福建日报》发表文章，指责朝廷滥开杂学、允商籍技户同列科考，对官场的贪腐积弊如火上浇油，更将积重难返，云云……
这是儒学大家首次通过报纸公开反对朝廷的制举改革。这可私底下的信件劝谏和朝堂上的争议不同，影响面更广更巨。
十五日夜，宋之意急急入枫阁，名可秀却笑道：“杨龟山和罗豫章的文章，各州都要转载。这火，烧得越旺越好！”
宋之意皱眉，“宗主，这两位对儒林的影响非同小可……属下担心，广为传扬开去，恐会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对风浪。”
“风浪再大，也掀不翻大船。”
名可秀淡淡一笑，“你道那些豪商们是吃素的么？尤其是海商，个个都是风里来浪里去跟天争出来的胆子！老天爷既然落下一张大饼，这些人岂能甘心被人夺走？”
“咱们坐着看戏便是！”
作者有话要说：
因科举的改革涉及到思想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和官吏体系的变革，所以青西着墨的相对多一些，不敢几笔带过。
备注说明：
1、一赐乐业人：即流入东方的犹太人。
关于犹太人何时到中国，历史学家考证后有四种说法：一种是周朝来华说，一种说法是汉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唐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宋朝入中国。但不管哪种说法，宋朝时已有了犹太人，被称为一赐乐业人。
关于犹太人的叫法，是6世纪才有。至于在中国传开，大概是17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华后带来的。
2、关于宋朝的奴婢：
宋朝律令不允许蓄奴。平民因不得已卖身为奴的，最多满十年，主人家必须回复其平民身份。没有一朝为奴，终身为奴的说法——话说比明清的奴隶可是幸福多了。
至于将平民掳去贩卖为奴隶的，从法律上来讲，那是违法的行为。
因为奴婢少，所以宋人多是雇佣仆役，这和奴婢是不同的，有着自由民的身份。
宋朝也很少有官奴，因对士大夫很少实行抄家，所以没有家眷充为官奴或官妓的做法，到得南宋时，基本上已没了官奴。所谓官妓，并不是官员充为妓的家眷，而是不纳税的妓即为官妓。
笔椽论战
三月下旬之后，京城临安接连下了四、五日的暴雨。
雨水将城外西湖的湖水都冲高了一层儿，但并未引起水害。
神宗熙宁年间，那位因反对新法被贬杭州的苏东坡，曾雇二十万人力疏浚西湖和城内外各条河渠，历时半年成，在三十年后依然遗泽杭人。
到徽宗宣和年间时，丁起出知杭州，依靠名花流的财力暗中支持，将西湖和城内外的河道又重新疏浚贯通一番，不惧洪雨。
靖康元年末，北方因金兵入侵的战乱，大量流民南下涌入杭州，丁起按名可秀的授意以工代赈，雇流民将杭城内的各条街巷均以青砖铺彻地面，两侧并留排水沟，使雨水各入河道。
经过这番前后的河道疏浚以及城道规划修整后，杭城不惧雨天，城内非但不会因雨水而泥泞不堪，反而大雨将青砖街巷冲洗得一片干净，爽心悦目。
丁起这道善政破天荒赢得了杭城官员士绅和贩夫小民各个阶层的一致赞好，其中商人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们获益更是良多，杭商们为此还赠了块“德泽武林”的金字牌匾一路鼓乐吹打着送到州府衙门。
是以，这座旧称武林的临安京城因丁相公昔日的这份德政，虽然暴雨一连下了四、五天，但市面繁华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虽说街市上的人流因暴雨不现熙熙攘攘，但酒肆茶坊和瓦子勾栏等地却是热闹得紧。
再过十天就是大考之日，这阵子报纸上为科考争得厉害，赴京的考生们难免心头惴惴。谁都在房里坐不住，有钱的雇马车，没钱的坐牛车，都扯着身子往人多的地儿凑堆，议论揣测报上的那些争论会不会影响朝廷先前颁布的制举诏令？
这股异常鼎盛的人气直接催动了京城各处酒肆茶坊的兴旺，从这些考生扎堆聚议的地儿不同又可观出考生们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
譬如，那些文人士子且手头比较宽裕的多半都聚在临安最风雅的清风楼；而那些豪商子弟们，则多是去往在杭城重建的原京师第一酒家丰乐楼（樊楼），或是去熙春楼、三元楼这些用全套金银酒具的富贵酒楼；那些聚在和乐楼、和丰楼这些官营酒楼的考生就多少都有点官仕背景了。
至于那些手头比较拮据的考生也有去处，如各里街的小茶坊或酒肆，四五人一桌，花上十几二十文铜钱，点上两暖釜茶就能坐论一个上午。
……
***
风暴初起的那日，是三月十七，杨时和罗从彦抨击制举之弊的文章被转载到《西湖时报》，老天爷仿佛有应和般，天空中咵啦十数声雷鸣后暴雨就倾盆而下。
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再度体现了它作为传媒的强大力量。随着各州的相继转载，这场涉及制举的争论迅速扩散开去，以福建路和两浙为中心，南至广南、西去巴蜀，几乎席卷了所有繁华城邑，就连草市镇的铺贩们都知道了有两位学问极其厉害的大夫子反对朝廷的新科举。
正如宋之意所担忧般，杨龟山和罗豫章在儒林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文章甫一传开，便引来各地儒生的声援和朝廷官员们和支持。
首先声援附议的是杨、罗二人的学生，其中以李侗、朱松最有名望，紧跟着在广东和福建的州报上发文，锐言广开制举的时弊。
其后，以胡安国、范冲、朱震、汪藻等为首的名士官员联合京中各部十余官员具名上书。厚厚一沓的奏本摆在皇帝的御案上，让赵构看得一眼便头痛，但不阅又不行，阅罢又憋闷得紧。
像胡安国、范震、朱冲这三位臣子，都是赵构登基后诏入朝中的名望之士，言对奏事素来直言不讳、一针见血，这奏本的言论自然比较尖锐，让人看了不怎么舒坦。偏生赵构还不能疾言驳斥，以免损了他贤明君主的德望，只得提起御笔温言抚慰。
但这还不算完，没过两日，地方州府也来赶趟，接连上疏给皇帝，如广州知州陈邦光、泉州知州李光、秀州知州程俱等清望官员均奏道：“请陛下对商人应诏三思”云云。
……
那段时间，从各州递往京城的信件和奏表激增，连带着天下通的业务上涨了一成不止。
在朝野一浪比一浪高的反对声潮中，于是便有流言传到坊间，说“朝廷欲纳大儒之言、取消商人应举”……
消息一传出，士籍考生们多拍手称快，而矛头指向的商籍考生们就心头杂乱了，有胆大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