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政道-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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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8日，各大新闻媒体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第一张百元大钞。这让长期习惯了“大团结”（拾元币）的中国老百姓颇感意外。虽然不知道决策层的具体动向，但是已经对涨价异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紧张起来，传言四起。
当时中央在下价格“并轨”的决心。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说，“当时的改革是考虑要由产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解决物价严重的扭曲问题，那就不可能转到商品经济的领域里来。我们当时的物价，管你供求关系有多大变化，我照样不动，价值有多大变化，我价格照样不动。这就是产品经济，因此，没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邓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重要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抢购潮
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及其反应，使这次价格闯关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这几年经济形势中的各种矛盾为改革带来的巨大阻力。中央重新审视和调整决策，原有计划大转弯，急刹车。
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对物价闯关的改革方案作出解释。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延长治理整顿的时间，将原定的“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延长为“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
八五计划，即1991－1995年是中国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0年l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十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以1992年邓老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八五”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八五”计划期间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199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是1980年的4。3倍，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八五”时期中国的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稳步增长。总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煤炭、水泥、棉布、电视机、粮食、棉花、肉类。居世界第二位的是钢和化学纤维。发电量居世界第三位。在整个“八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11％左右，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高出近4个百分点，经济波动不到5个百分点。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执行的8个五年计划中，“八五”计划是中国历次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波动最小的一个五年计划。
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八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8900亿元，年均增长l7。9％，比“七五”高l3。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年均增长22。9％，大大高于“七五”年均4。1％的水平。
“八五”计划期间全部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约为845个，建成投产的限额以上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约为374个，这些项目使主要产业部门的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的装备水平、市场竞争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八五”期间新建铁路干线5800公里，复线3400公里，电气化2600公里，公路新增l0。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600多公里，港口吞吐能力增加1。38亿吨，新建机场12个，铺设长途光缆干线10万公里，电话交换机总容量新增5895万门，发电装机总容量新增7500万千瓦，新增产电力年均增长9％。
“八五”期间第一产业产值年均增长4。1％，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l7。3％，第三产业产值年均增长9。5％，一、二、三产业的产值结构由“六五”末期的28。4：43。1：28。5和“七五”末期的27。1：41。6：31。3转变为“八五”末期的20。3：47。7：32。0。
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政体制，以增殖税为主体的新税制已经基本建立并正常运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初步分开，汇率顺利并轨，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由一般加工工业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总体开放格局。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成为“八五”期间对外开放区域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对外开放的县市超过ll00个，兴办了一大批经济开发区和l3个保税区。
“八五”期间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总额累计达l0145亿美元，比“七五”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9。5％，高于“六五”的12。8％和“七五”的l0。6％。年出口额已突破1000亿元，占世界商品贸易的比重从“七五”的1。6％增加到3％。199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十一位；国家外汇储备已达到736亿美元，比“七五”末期的111亿美元增加5。6倍。
“八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1578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分别为7。7％和4。5％，大大高于“七五”的3。7％和2。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达67275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l0。6％，大大高于“七五”时期3。3％的水平。1995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接近3万亿元，比“七五”末期增加两万多亿元。
“八五“”期间，城乡新建住房面积43亿平方米，到1994年末，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20。5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7。7平方米。
“八五”期间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约增加5000万人，其中城镇劳动力增加3740万人。贫困人口由80年代末的8500万人减少到6500万人。
“八五”期间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由l990年的14。39‰降到l995年的10。55‰。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78。7％和84。8％，比1990年提高4和5个百分点。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
1996～2000年是我国执行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中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李鹏在会上作关于《建议》的说明。《建议》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三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提出：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7日，江总书记在全会召集人会议上讲话，强调：“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28日，江总书记在全会闭幕时讲话，强调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并且系统阐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环境所面临的复杂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在当时被美国《时代》周刊比喻成“飞向太阳的鸟，但翅膀已被烤焦”。
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外贸出口增幅从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跌至20年来最低点；在国内，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到1998年上半年，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企业家们都在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也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北京城当时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这样，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
事实上，在1997年，关于“软着陆”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颇有争议。这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曾上书**，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认识。
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叠加，使经济受阻。2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副总理的**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注意到了内需不足的存在，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