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和他的女人们-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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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赚进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
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
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打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问我：“你的敖怎么样啊？”
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
敖。
二十一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到台湾，李敖亲自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
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界大厦的新
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
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母亲只要不阻挠，我们的两性关系
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
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
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
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
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
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
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
影、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
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一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着悲观的态度，
即使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
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
透光，连大门都不开，在墙壁上打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起
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
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他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已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
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
讯息。他告诉我他的脑子里只记得Denny Boy这一首歌，其他的就不熟悉了。
在感性的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男性的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一
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
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
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
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
言是一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性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
征服。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
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就很高，这一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一览无
余。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便性解放了，第一个涉入的两性关系，无论在身体
心灵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是深情的，融入的。但是从父权的角度来看，女人具有丰
富的两性经验，的确不是一件好事，人一且有了“比较”，确实不容易认命。两性
之爱很难没有条件，它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
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乐太过于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
只爱一点点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的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仰望天花板上的那一片象
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落，是
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
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
的回应和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保留而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
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个相反
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
封闭的、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他们在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
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示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
他们是不敢付出情感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中
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磨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
步的诠释。
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rer）的玩世态度，洒脱的处理了爱情
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
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
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
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然而，这个指导原则完全建筑在“二
元对立”之上——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
地玩世，不能有人性的挣扎。
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
他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然而从古至今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
就是人性中的颠倒和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来李敖以他的文笔、才华、博学和发展到某种程度但离究竟还远的观察力
以及强势的推销，成功地在自己的身上铸造了一个神、一个时代的叛逆英雄、一个
五百年来的白话文豪和弱势百姓的救世基督。于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认为
独特又心怀救赎之梦的读者，便如他所愿地把他当偶像一般开始崇拜。然而偶像是
只适合远观的，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因此在同居
者的眼中没有伟人，也没有美人。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之外，还有他的洁
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与二元对立。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
穿拖鞋，喜欢自在地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
应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婚后都时
常向人提起，当做打击我的话题。另外他对别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颇高，如果上大号
有异味，也是另一项值得打击的“罪恶”。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
想要下厨为他烧饭，但是除了为Don煎过年糕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因此那
一天当我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续。我兴高采
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
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
水里煮，等一下内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说得没错，我确实
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之下，我没有进过厨房，没有上过菜市场，
没有去过邮局，连支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
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词中的鄙视，
令我觉得那一锅的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得多，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
物放在箱子里，一声不响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
两个人又重修旧好。
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切菜板搭着沙窗晾干，李敖走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
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到没？这片沙官已经松了，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
它上面，不久就会把它压垮，板子从十二楼掉到地面有重力加速度，如果这时刚好
有路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被砸出脑浆来，那我们就要赔大钱了。”他的话令我目
瞪口呆，我心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界
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兰”之间，不知有多少次。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金兰，李敖的邻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对，便好意地对我说，
他们和李敖做了几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点，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标准
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
旁观者的提醒，我确定李敖是需要帮助的。然而，我不是医生，他又那么强硬，我
能帮到什么程度呢？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李敖，我发现他确
实有一些反常的身心现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
笑弯了腰——他通常要穿两件卫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袄外加一件皮袍，
头上还得戴一顶皮帽。台湾的冬天哪有这么冷啊，这身行头到东北还差不多。我问
他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说老天爷会暗算他。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受预备军官训
练时，大伙儿有一回行军，在坟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时，他突然被一股寒气冻醒，
冷得浑身哆嗦，自此以后每到冬天，他都严阵以待地怕被老天爷暗算。我最近读他
的回忆录，其中一段写到他就读北京新鲜胡同小学的事：“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
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
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
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
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从上述这段文字，回想他当年的“寒冷恐惧”，令我不禁怀疑，他根本是灵学
和超心理学中所说的“灵媒体质”。也就是说他先天是个极度敏感的仲介体，一般
的男人敏感度低，很难感应到无形的能量，只可惜他的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