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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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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会自从九人被捕以后,会务停顿,全靠彭养光与赵鹏飞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为救助与秘密联络的机关。这安郡公益社,本只是安陆府各县旅省人士的一个慈善团体。彭养光为了使得胡瑛、刘静庵等人免判死刑,亲自拿了李廉方的信去北京,找程家柽等人,向肃亲王善耆活动,也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活动,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后,彭养光去吉林找吴禄贞,赵鹏飞被调到海军楚同军舰上任职,安郡公益社的社长由李长龄继任。李长龄在1910年冬天办了一个工厂在草湖门外,收容群治学社的亡命同志。

严格说来,安郡公益社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被用来帮助革命同志的一个现成机构,却也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这些新同志其后在讨袁护法诸役牺牲的不少:祝制六、张学济、侯静庵、李立凡、胡钟泗、雷百里。 

 




 


《细说民国创立》五○、湖北军队同盟会
继承日知会的革命传统的,是“湖北军队同盟会”,发起人是李长龄与任重远,两人均是日知会的会员。李长龄是天门人,任重远是潜江人,李的学生。李在另一学生、新军管带曹进(文思)之处担任书记,把任重远介绍到四十一标三营当士兵。这是戊申年(1908年)春天的事。李的年龄已经是四十七岁了。

李、任二人,想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便约集了黄绍香(申芗)、郭抚宸、覃炳堃,到汉阳监狱里,和李亚东商量,李亚东不仅赞成,而且答应在监狱里遥为主持会务。(以前,科学补习所的所长是吕大森,日知会的会长在名义上是胡兰亭,而实际上是“司理”刘静庵。胡兰亭在日知会被封以前的几个月去了日本。)结果,在戊中年六月二十八日(1908年7月26日)成立了“湖北军队同盟会”。开成立会的地点是武昌洪山罗公祠,主席是秦炳钧。大会决议:不立章程,亦不宣称会名为“湖北军队同盟会。”

李亚东派了陈绍武办一个《通俗白话报》,自己也写了不少稿子。到牢里来看他的武装同志,可谓络绎不绝。一时,武汉的革命空气又渐渐入于高潮。清吏于是禁止李亚东见客;《通俗白话报》不久也停了刊。到了同年十一月,同志们感觉到“湖北军队同盟会”的名称太引人注意,决定予以结束,把它改组为“群治学社”。

这“湖北军队同盟会”虽则仅仅有五个月的历史,而且不曾有轰轰烈烈的行动,却也达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团结了若干老同志,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表同情的”竟然有四百多人。最热心的,莫过于任重远。在新同志之中,其后铮铮然露头角的莫过于万奇(耀煌)。 

 




 


《细说民国创立》五一、“群治学社”
万奇是群治学社的十个发起人之一。其他九个是:杨王鹏、钟畸、郭抚宸、邹毓琳、唐牺支、邹任猷、莫定国、章裕昆。(杨王鹏,复姓杨王,湖南湘乡人,先在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当兵,因革命嫌疑被开革,来到武昌,在四十一标三营当兵,参加过湖北军队同盟会。)

成立大会在戊申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午12月13日)举行于武昌小东门外三里多路的沙子岭金台旅馆。当场通过了社章,确定了社名,选出钟畸为庶务。社章中所规定的社长、文书、会计、评议员等等,一概虚悬待贤。

大会议决,社员每月缴纳薪饷的十分之一作为月捐,每月必须介绍新同志二人,以士兵为限,不得介绍官佐。新社员入社,必须有三个社员介绍。

于是,群治学社的发展,比起以往的几个团体来,大不相同。经费充足,人数迅速增加,成为很坚强的革命结合。对外,社员们只承认本社是一个“研究学问、提倡自治”的团体。对内,他们以运动军队,准备起义,互相勉励。

群治学社的工作,在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协里面的第四十一标做得最有成绩。扬王鹏在该标第一营的左队担任书记,和左队队官潘康时交谊很好,于己酉年(1909年)三月破格介绍潘康时入社,获得通过。这一队,有队官与书记同志,便成了群治学社的核心力量。同营的前队,有社员何海鸣担任助理书记,也很便于发展。

二十一混成协的另一标第四十二标,也有同志祝制六与黄依僧分别在第一营与第二营之内发生作用。

张彪的第八镇里面的第三十一标,有李鑫等同志,第三十二标有黄申芗等同志,炮队第八标有黄驾白等同志。

除此以外,群治学社又有宛思演与詹大悲所先后主办的《商务报》,作为喉舌。在《大江报》写文章的,除了詹大悲与何海鸣以外,有刘尧瀓、梅宝玑、查光佛等人。

钟畸随军调离武昌,他留下的群治学社庶务位置,由李抱良(六如)接任。

群治学社自从成立的时候起。一直在等待起义的机会,等待到庚戌(1910年)四月,听说湖南闹水荒,饥民不但烧了巡抚衙门(三月初五的事),而且“湘中已全为革命军占领”(这是谣传),于是社员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积极动员,而且派了同志孙昌福负责运炸弹到四十一标。

当天,李长龄在黎元洪那里看到一封电报,是楚同兵舰从长沙打来的(那时候,黎元洪兼管在胡北的海军)。李长龄跑去,告诉黄申芗,认为长沙的民变已平,武昌不宜发动。黄申芗觉得很对。于是,大家决定了起义的事作为罢论。

不料消息已经走漏。官方宣布戒严,派宪兵来三十二标捉拿黄申芗。黄申芗翻墙逃走。官方而且封了《商务报》。群治学社经此打击,只得暂停一切活动。 

 




 


《细说民国创立》五二、振武学社
三个月左右以后,同志们重新活跃起来。李抱良(六如)、黄驾白等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潘康时的队部开会,议决改组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加强组织的秘密性,公推杨王鹏起草社章。结果,成立大会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行于黄土坡“开一天”酒馆,通过社章,选举职员。社章在大体上与群治学社相同,所不同的是:宗旨改为“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职员除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评议员以外,增加“标代表”、“营代表”、“队代表”。杨王鹏被选为社长,李抱良被选为文书兼庶务。

大会议决,本社的“干部会议”只有标代表可以参加,以免消息泄漏。标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之时,得指定一位营代表代他出席。社的月捐(薪饷的十分之一)由队代表收齐,交给营代表。营代表交给标代表,标代表在发饷日子的五天以内,汇送本社的会计。

各标的代表,事后推定为:

三十一标,江光国。

三十二标,单道康。

四十一标,廖湘芸。

四十二标,祝制六。

炮队八标,李慕尧。

九月九日重九节,振武学社举行干部会议于黄鹤楼的风度楼,各位标代表分别报告每标的社员人数,合起来一共有二百四十余人。

次月,黎元洪接到密告,一怒而开革潘康时的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之职。不久,杨王鹏、李抱良、钟倬宾、郑士杰也被开革。杨、李二人出营,在东厂口文昌阁住了些时。杨去湖南,其后帮助焦达峰起义,李去广东,下落不详。

扬、李走后,振武学社改选蒋翊武为社长,邹毓琳为庶务。

十一月,詹大悲筹得了三千元,创办《大江报》,每天两张,约了梅宝玑、黄侃(季刚)、田桐、居正、何海鸣、谢楚珩经常撰文。武汉的革命空气,又弥漫起来。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认为“振武”两个字太惹清吏注意,主张改组。社务也该多选若干职员,共同负责。 

 




 


《细说民国创立》五三、文学社
于是,大家决定了把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章程,詹大悲是蕲春人,曾经在黄州府中学读书,得罪了学监,被开除,加入宛思演所办的“证人学会”,接受革命思想,跟着宛思演到汉口,在宛所办的《商务报》担任总主笔,其后接办了《商务报》,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文学社的成立大会,举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点是黄鹤楼的风度楼。所通过的社章,以“研究文学”为宗旨。所选出的职员,是正社长蒋翊武,副社长暂缺,文书部长詹大悲,文书员蔡大辅、王守愚,会计兼庶务邹毓琳,评议部长刘尧瀓。

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国光,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队八标李慕尧以外,加推张喆夫为二十九标代表,张鹏程为三十标代表,马荣为工程第八营代表,余凤齐为二十一协炮工辎三队总代表。

文学社不规定每位社员必须每月介绍二人入社,但是社务的发展,比起群治学杜与振武学社来,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伪立宪给了人民以相当的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却在大计方针上处处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对革命的期待。

二月间,蒋翊武提议,加选副社长一人。结果,王宪章当选。胡瑛仍在监狱里面,不能担任文学社的职务,却对于文学社的事很关心。蒋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为精神上的领袖,正如当年湖北军队同盟会和李亚东之问的情形。这时候李亚东久已被禁止见客,对于文学社已经无法过问了。

文学社的发展,可以举在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活动的情形为例。社方认为该标尚无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当兵。于是,由陈孝芬介绍章裕昆见八标三营左队队官钱葆青。钱葆青以前在日知会当过会员,虽则久已与革命脱节,却也对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录。(章的革命背景,钱在知与不知之间。)

章裕昆有一个朋友熊楚斌,在陆军小学当学兵。通过熊楚斌的关系,章裕昆便结识了炮队八标的同袍黄维汉、黎瀛洲、文东明等人。活动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几位新社员。于是,公推黄维汉为标代表,黄冠群、文东明、萧志何三人,为一营、二营、三营的营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数的社员,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黄土坡同兴酒楼举行标代表会议之时,全社的社员人数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节振武学社的人数(二百四十余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若干革命小团体,也先后全部加入了文学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宪章等的“将校团”,邓汉鼎等的“神州学社”。(将校团,也是士兵与下级军官的组织,并非真正的将校。)

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会议之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租赁小朝街八十五号为总机关,叫刘尧瀓与王守愚住在里面,帮助张廷辅经理日常社务。张廷辅的眷属住在楼下。

这时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经失败,而四川保路风潮刚刚开始。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文学社的领导同志,几乎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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