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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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父亲的遗产……
“别这么说，爸爸。”我差一点儿哭出声来，“我不要您这样说！您把餐刀和勺子留下，您和我都需要它们。晚上咱们会再见的，下班后。”
他看着我，满眼疲色，目光绝望。但依然坚持道：“我要求这样做……接着！按我说的做，儿子！时间不多了，听爸爸的话……”
囚头发出齐步走的命令。
劳工队朝集中营大门走去。一二一！我咬着嘴唇。父亲留在集中营里，斜靠着墙。而后，他开始跑，想追上我们。他可能有什么事忘了告诉我……但是，队伍走得太快了。一二一！
我们到了大门口，点数，耳边响起军乐的嘈杂声。然后，我们出了大门。
整整一天我像梦游人似地步履沉重，台比和约西不时提醒我，想方设法安慰我。那天，囚头给我派的活比较轻松。我心里难受，他们待我很好，仿佛我已经是个孤儿。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父亲仍然在帮助我。
我不知道这一天过得快点好还是慢点好，我害怕到晚上时只剩自己一个人形影相吊，我恨不能现在就死掉！
终于踏上了回去的路程，我真希望他们下一道跑步的命令。进行曲，大门，集中营。我立刻朝36号楼跑去。
地球上还有奇迹吗？他居然活着，安然通过了第二次大挑。他还有油水可榨……我把餐刀和勺子还给了他。
阿吉巴·杜马离开了我们，他成了大挑的牺牲品。最近一些日子，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游荡，目光游移，逢人就讲他多么虚弱：“我坚持不住了……完了……”我们给他鼓气，但他听不进去，只是反复说，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没法再战斗，没有力气，没有信心。他的双眸常常茫然一片，只剩下两个窟窿，就像两口可怕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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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第三部分（7）
在大挑那几天，他不是惟一丧失信心的人。我认识一个拉比，来自波兰的一座小城。他上了年纪，曲背驼腰，嘴唇经常颤抖。他总是祈祷，在楼里，在干活时，在队列里。他整页整页地背诵《塔木德经》，没完没了地提问，自问自答，自论自辩。
有一天他对我说：
“完了！上帝离开我们了。”
他好像后悔讲了这样冷漠、这样干涩的话，结结巴巴补充道：“我知道，谁都没有权力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清楚，人很渺小，无足轻重，无法理解上帝的奥秘。但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呢？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明察秋毫的法官，更不是圣人，只是血肉和骨头构成的简单生命。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在遭受地狱之苦。我有眼睛，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上帝的怜悯之心何在？上帝何在？我怎能相信上帝的悲怜之心，谁能相信呢？”
可怜的阿吉巴·杜马，只要他依然坚信上帝，只要他把这场大苦大难看作一场神圣的考验，就不会被大挑席卷而去。但是，信念刚刚出现裂缝，他就失去了全部的战斗勇气，打开了死亡之门。
在大挑时，他注定在劫难逃，他主动把脖子伸给了行刑者。他只求我们：“三天内我就会离去……为我念哀悼祈祷辞吧。”
我们答应了：三天内，只要看见烟囱里冒出黑烟，我们就会想起他。我们会找十个人举行一场专门的仪式，所有朋友都会为他念祈祷文。
后来，他走了，朝医院走去。他几乎迈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辆救护车停在那儿等着，准备送他去伯肯诺。
接下来的几天非常可怕。我们挨了很多打，但食物很少，工作能把人累死。他离去三天后，我们忘了为他念诵祈祷文。
冬天来了。白天很短，夜晚则叫人难以忍受。深更半夜，刺骨的寒风像鞭子似地抽在我们身上。我们发了冬装：带条纹的衬衫，只是稍厚一点而已。老资格的囚徒门趁机自嘲道：“现在你们才真正尝到集中营的滋味。”
我们照样出去干活，全身都冻僵了。石头冰凉，摸一下都扎手，浸透骨髓似的。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不出去干活，汤也不像往常那么清透。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因为寒冷而肿胀。我不能用右脚站立，只好去诊疗所。医生是一个犹太名医，和我们一样，也是囚徒，他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做手术！要是熬下去，就得切去脚趾，甚至截掉整条腿。”
我竟然得做这种手术！但我别无选择。医生决定做手术，容不得讨价还价。其实，我倒是满高兴，因为决定是他做出的。
他们让我躺在一条铺着白被单的床上。我忘了人们睡觉时盖的就是这种被单。
其实，诊疗所里日子不算赖：我们可以吃到好面包，喝到浓汤，没有铃声，不点名，不干活。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给父亲送去一块面包。
我旁边躺着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他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长着一双死人眼。我只能勉强听到他的话音，那声音表明他还活着。他怎么还有力气说话？
“别高兴得太早，孩子。这里也有大挑，比外面还频繁，德国人不需要病怏怏的犹太人。德国人不需要我，下一批人来后，你会有新邻居。因此，听我说，下次大挑前，一定要离开诊疗所！”
这些话就像出自坟墓，出自一个没有面孔的鬼影，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诊疗所的确很小，要是再来病人，就得腾地方。
但是，这个没有面孔的邻居可能害怕别人把他挤走，他也许想把我打发走，腾出床位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机会……也许，他只不过想吓唬我。但是，要是他讲的是实话呢？我决定等着瞧。
医生走过来告诉我明天做手术。
“别害怕，”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上午十点钟，我被送进手术室。医生在场，我放心了，我觉得，只要他在场，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每句话都有疗效，每个眼神都能给人希望。“稍微有点儿疼，”他说，“但很快就会过去，勇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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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第三部分（8）
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让我睡着，我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医生。但后来，我感到昏昏欲睡……
我醒过来，睁开眼时，首先看见一块巨大的白布，那是我的被单，然后才看见医生的脸，俯在我上方。
“一切都很顺利。你很有勇气，我的孩子。下一步，你将在这里呆两星期，好好休息一下，就这样。你会吃得好一些，身体和精神都会得到放松……”
他嘴唇怎么动，我就怎么做。我几乎不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但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使我大为放心。我突然冒出一身冷汗，我觉得腿没了，他们截去了我的腿？
“医生，”我结结巴巴问道，“医生？”
“什么事，孩子？”
我没有勇气问他。
“医生，我渴……”
他给我端来了水……他在微笑，准备出去，看其他病人。
“医生？”
“嗯？”
“我的腿还能用吗？”
他笑着站住。我感到一阵恐惧。他说：“听我说，孩子。你相信我吗？”
“非常相信，医生。”
“那么，请听好：两星期内你就会康复，你会像别人一样走路。你的脚心上全是脓，我只好把囊肿全都切开。你的腿没有截去，两周后你就会看到，你能像别人一样随意走动。”
我只好耐心等两个星期。
但是，手术两天后，集中营里到处都是流言飞语，前线突然推到距我们很近的地方。红军正在向布纳快速挺进，只要几小时就能抵达这里。
我们对这种流言飞语习以为常了。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散布虚假的预测：世界——和平，红十字——协会——谈判——解放——我们，或者其他寓言……我们经常信以为真……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这一次，传言似乎不再是空穴来风，一连几个夜晚，我们能听见远处有大炮的轰鸣声。那个没有面孔的邻居说：“别抱幻想。希特勒讲得很清楚，时钟敲响十二点前，他要把所有犹太人斩尽杀绝。”
我叫了起来：“你管他说什么呢！难道你想让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吗？”
他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最后，他用疲倦的口气说：“我相信希特勒，胜过相信任何人，只有他才说话算话。他对犹太人的所有承诺都会一一兑现。”
那天下午四点，与往常一样，铃声一响，所有楼长都去做日常汇报。
他们回来时全都气急败坏，连张嘴说话都困难。他们口中只吐出一个词——撤退。集中营得清空，我们都得撤到后方去。去哪儿？撤到德国内地，撤到别的集中营。德国不缺集中营。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俄国人很可能在撤退前就到达……”
“有可能。”
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集中营成了乱哄哄的蜂巢，人们大呼小叫，到处乱跑。楼里的囚徒们都在为上路做准备，我忘了自己是个瘸子。一个医生进来宣布：“明天晚上，天黑后，集中营就开拔，一栋楼接一栋楼地走，病号留在诊疗所，不撤！”
这个消息让我们莫名其妙，难道党卫军会把几百个囚徒留在诊疗所里，让红军解放他们？难道他们想让犹太人听到十二点的钟声？当然不会。
“所有病号都会被当场处决，”那个没有面孔的人说，“来一次最后的大扫荡，扔到焚尸炉里。”
“肯定，他们会在集中营里埋地雷，”另一个人说，“一撤完就炸掉。”
至于我，我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与父亲分离。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不能在这种时候分开。
我跑出去找他。积雪很深，楼房的窗子上全都蒙着一层霜。我手里拎着一只鞋，因为右脚穿不上鞋。我在跑，既没觉得疼，也没觉得冷。
“咱们怎么办？”
父亲没回答。
“咱们怎么办？”
夜 第三部分（9）
他在沉思。我们可以选择，仅此一次。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两个人都留下，留在诊疗所里。感谢医生，有他帮忙，父亲就能以病人或医疗人员的身份进入诊疗所。我决定，不论父亲去哪儿，我都陪着他。
“嗯，爸爸，怎么办？”
他沉默不语。
“咱们与别人一起撤走？”我说。
他看着我的脚，没有回答。
“你觉得怎样，能走路吗？”
“我想，能走。”
“但愿不要后悔，埃利扎。”
战争结束后，我才听说，留在诊疗所里的人交了好运，我们撤走两天后，他们被俄国人解放了。
我没有返回诊疗所，直接跑回我住的那栋楼。脚上的伤口再次裂开，血不停地流，把脚下的雪染红了。
楼长发了双份面包和麦淇淋，以备路上吃。我们可以从库房拿衣服，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天气很冷，我们上床了。这是我在布纳度过的最后一夜，又一个最后一夜：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在犹太区的最后一夜，在牲口车里的最后一夜，在布纳的最后一夜。从这个“最后一夜”到下一个“最后一夜”，我们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
我睡不着。透过结满冰凌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红色火光，大炮的轰鸣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俄国人离我们太近了！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只有一夜——最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