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烽烟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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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董仲舒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结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学说，创立他所谓的“独尊儒术”。如果儒家也有原教旨主义的话，董仲舒的思想必定属于异端。
那么什么是霸道呢？霸道是法家最为推崇的。也是战国时代最流行的思想，至于说儒家、道家什么的，在诸侯的面前都是非主流。像吴起、商鞅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而集法家之大成者，莫过于韩非子。所谓的霸道，在我看来是某种程度上的依法治国，当然这与现在的依法治国不一样，更多强调刑法的作用，有国家恐怖主义的味道。君王和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只能按照君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像机器一样为国家服务。
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后，就很容易明白秦孝公的心态了。
让我们返回到上文，秦孝公说卫鞅是一个妄人，不堪一用。但是这是他的真心话吗？显然不是，否则第一次会面，他也不会听了很久，才让卫鞅离开，更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召见卫鞅。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霸道？
这也很容易解释，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战乱连连。在这样的时代里，施行所谓的帝道或王道是不现实的，有些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味道。霸道可能会导致一些民怨，但是最容易见成效，而帝道、王道虽然可以获得长久的效益，但是见效太慢。可能还没等你把仁政推广下去，你的国家就被灭掉了。如果要推行帝道、王道，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不受威胁的中央王朝做后盾。而这个条件是战国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具备的。这就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孔孟之道难以流行了。
当商鞅将自己最擅长的法家思想倾囊相授时，秦孝公的积极性被彻底调动了，这正是他需要的人才，也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
第十四章 卫鞅变法
在经过四次的深入了解后，卫鞅完全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卫鞅也将一展他的抱负，在秦国进行一场变法。
可是变法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将触及到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自古以来，很少听说变法而不流血的，其中的阻力和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想要变法，绝对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想王安石变法，下了多大的决心，花了多大的力气，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丢官流放的人一批一批——好在太祖皇帝有遗命，“不得杀士大夫”，否则还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而千百年后的另一场变法，更是惨烈，不但涌现出可歌可泣的戊戌六君子，连当时的光绪皇帝都搭了进去。
可见变法不是什么人都玩得起的。
好在秦孝公不是光绪皇帝，卫鞅似乎也比六君子幸运。
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在秦国展开。《通鉴》对这场辩论只做了简单的交代，但是我相信当时的情景一定远比《通鉴》中来得惊心动魄。
卫鞅对秦孝公说：“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而讲论至高道德的人，和凡夫俗子也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如果要建立万世的基业，就不能与众人商议。因此圣人只要可以强国，又何必拘泥于传统？”
秦国大夫甘龙反驳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只有按照旧的典章制度办事，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百姓安定。”
卫鞅说：“常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则往往陷入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做官守法可以，可是不能和他们商讨变法这等大事。聪明的人制定法律，愚笨的人受制于法；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墨守成法。”
这几句话无疑是在讽刺那些墨守成规的大臣，同时也表达了卫鞅的自信。当然，作为一国君主的秦孝公不会轻易被这几句话打动，但问题在于，在这些话以前，他已经被打动了。由于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变法终于得以施行。
卫鞅变法主要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好像没有文化措施——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中国古代的变法往往集中在两个目的上：富国和强兵。而在农业社会里，什么样的人民最利于富国强兵呢？——最好的臣民是只会服从命令做事的臣民，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条理论被历史无数次证明了。所以历来中国古代的变法，都不会在文化上做什么文章，最好让老百姓一辈子都笨下去。
现在我们首先看一看在经济上，卫鞅都做了些什么。
（1）废井田，开阡陌。这是卫鞅变法中最具革命性的一条，简单来说就是从奴隶制土体国有制转向封建制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是中国的一项传统，直到明朝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这种传统仍未被打破，士农工商这种阶层的划分深深的植根于人的心灵。甚至于到现在，我们看到某某人经商发财，仍不禁与“奸商”相联系。从现在的角度看，重农抑商当然不对。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这种政策的推行，无疑会极大的鼓动农民去垦荒种地。
（3）统一度量衡。当时秦国各地的度量衡标准不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卫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卫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卫鞅量”中得知，卫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卫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这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要看得是卫鞅的整治措施。还记得我们在上文里提过，当时卫鞅变法来到秦国，当时他带了一本李悝主编的《法经》，因此可以说卫鞅变法很大程度上是在借用魏国的法律。但是作为一个著名法学家，卫鞅一定会有他的独创性。他在政治上彻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以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为重点。在这个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他前辈吴起和李悝。而这也是秦国最终可以统一六国的一大要素。
其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有：
（1）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爵制。这一制度的推行意味着以前宗室贵族们的长期饭票从此作废，想吃饭？行，自己拿命挣去。而对于那些普通的士兵来说，这无疑是一大福音，从此英雄不问出身，只问英勇杀敌。上战场，能砍人，就可以成为朝廷新贵。这一制度的推崇使得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可见，人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的。然而这一制度的推行，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为卫鞅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史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2）改革户籍，编民为什伍，实行连做法。这招够狠。将秦国的百姓变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有罪，九家告发，若有隐匿，十家并罪。同时，卫鞅还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3）推行县制。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质的制度改革。具有分权味道的分封制变成了具有集权味道的县制，从此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卫鞅在秦国共设立了三十一个县（也有史书认为是四十六个县或三十一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这一制度与废井田，开阡陌，堪称绝配。正是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上的反应。
（4）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如果说毁灭文化典籍也算是文化政策的话，卫鞅变法还是涉及到了文化政策。此制度的推行，对于秦国的强盛不无作用，但是对于我泱泱中华的几千年文化来说却是极大的摧残。不过干这种事的岂止秦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即令进入*时代，中国仍旧难以避免此等浩劫。能说些什么呢？能做些什么呢？稳定和发展是第一大局，烧本把书算什么？！！！
大历史的发展如同滔滔洪流，汹涌澎湃，是非功过，唯有后人方能评述——可是后人又真得可以评述吗？
历史的发展总是那样的扑朔迷离，让我们不禁一次次的想，如果当时不那样会多好啊！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容假设，发生过了的历史，我们只能从这滚滚洪流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去偷窥历史的只言片语——我们也只能看到历史的只言片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汲取教训，希望不再发生那些悲哀。只可惜统治者们都有一种天性——选择性的遗忘。
这或许是历史的悲哀，更或许是人类的悲哀。
变法的困难不仅仅在于旧贵族们的阻挠，取信于民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为此卫鞅想了个立木取信的法子。
《史记》和《通鉴》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秦国的法令详细制订了出来，但却没有公布。原因是因为卫鞅怕百姓不相信政府。可见当时的政府在人民的心里极度缺乏公信力，如果政府都不被相信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为了重新确立政府的信誉，卫鞅想了一条计策。这条计策虽然不高明，但是很有效。
他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是啊，凭什么啊，搬根杆子给十金。虽说搬根杆子，废不了多大的力气，但是到时候拿不到钱，被人骂*，就太丢人了。为了面子问题，没人肯动手去搬。
不过没关系，我们的卫鞅同志有办法，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加大筹码，总是有法子的，反正花得是国家的钱。于是卫鞅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
五十金！！！有人蠢蠢欲动了，毕竟面子不能当饭吃。丢脸就丢脸吧。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扛着木杆到了北门。卫鞅那个高兴啊，终于有不要脸的仁兄过来帮忙，给钱给钱！立刻给了五十金的重赏。
这个事件被作为典型教材广为宣传，政府的公信力确立了，法令的施行就很顺畅了。
第十五章 商君之死
解决了政府信誉的问题，接下来要面对就是来自王公贵族的诘难。
新法的推行总是那样充满了阻力，变法令颁布了一年，来秦都控诉新法使民不便的百姓不计其数。而这时候，当朝太子也触犯了法律。身为左庶长的卫鞅面临着一场挑战。他深知，新法所以不能顺利施行，根本上是由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在当场太子的带领下，那些朝廷权贵们，当然对新法视若无睹。变法？哼，扯淡吧！
如今太子犯了法，该怎么处理？新法刚刚推行，这件事是绝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否则不但新法前功尽弃，卫鞅还得因此担上妄动祖宗成法的罪责，只怕难逃一死。可是得罪了太子，也不是好玩的。想来想去，卫鞅憋出了一个折衷的法子，太子当然不能动，可是太子的老师却有督教不严的责任，于是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被处刑，公子贾被刺字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