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史读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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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孙阁老一把年纪，为了掐架挺身入局，来蹚辽东这潭浑水，也算不易，接下来栽了更大的跟头那是后话，这些个人荣辱都是小节，但孙大人此举的另外一个副作用却是将整个大明王朝拖入了一个死亡螺旋，这就非同寻常了。
这个非同寻常的副作用来自孙承宗的守辽方略，孙老师的方略如果具体来讲可以说出很多内容，但也能总结为一条，那就是凡是王在晋推崇的他就反其道而行之。
王在晋的基本方略非常讲求实用，他先用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暂不扩军、清汰弱卒、凭险稳守，裁撤多余的官员以节约用度，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预备队，再联络、抚赏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愿在关外设帐，成为后金与明朝之间的缓冲垫（以图将来善加利用），王经略如此的安排的功效在于，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稳来暂时稳定住辽东的局面，这样的安排其实是给予了朝廷财政喘息的机会，同时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了可能，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后面另有专述。
本着这样的原则，所以王在晋的用度预算非常紧凑、节俭，八里铺用银93万两（雄关天险永存后世），卸任之前已经把漠南蒙古诸部调集过来用了几个月了，而抚赏的银子才花了1万多两，这不过是山海关几万军队三四天的花销，其余的非但没有增加开销，反而还在原来的预算中有所节减（也算够抠门的）。
＇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第九章 出手阔绰的CEO
王在晋严格的执行了紧缩、勤俭的安排，其实也是在一步步的兑现他给天启的承诺，更是以此来实现他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抱负。
早王在晋同志在上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之时，他就深切的感受到辽东用度的可怕，同时他也深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的窘迫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它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边患与内乱，所以当他上任辽东经略以后就立志要减少辽东用度，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1＇
而孙老师到了辽东则大反王在晋的策略——既然一切为战而备，那山海关的固守就自然没有那么要紧了，所以八里铺重城停工下马，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以至于斗大一座关城内管事儿的却有好几位。
孙大人当然就不用说了，算是管整个辽东军务的，不过关城内此时还有巡抚大人一位、辽帅级的总兵一位，这两位是互不统属的（因为孙阁老建议辽东总兵可以不听巡抚的），而这种建制是很奇怪的。
孙阁老管整个辽东军务，辽东巡抚也管整个辽东军务，大总兵还是管整个辽东军务，这时辽东镇也就山海关一城，地盘小到了巴掌大一块，但管事的却有三位，所以关城中可谓官衙林立，再加之一大票协守副将，也皆被提拔为镇将（总兵），于是一时间呈现出了众人皆大欢喜的局面，而孙阁老也跟大家打成一片，只是俸禄开销却陡然增加了不少。
另外，孙阁老还坚决要驱赶前来设帐，充当“肉边墙”的漠南蒙古诸部，这些蒙古部落后来大多因被逼无奈而投了后金，并被后金善加利用。
其实，孙大人的这些“大手笔”若真是专门为出击作战而准备，其中有一些还尚可以理解，比如封点官职，涨几级工资的，权当是临上前线了，好歹让大家高兴一下；又比如把蒙古部落这层隔离垫给去掉了。
不过，有一点却是难以理解的，若以正常人的思维来看，既然一切都是为战而备，那就应该是以大举进攻为中心，所以只要兵将齐备、粮草充足，就无大碍了，而诸如边墙、城池、台堡这些防御性工事，修与不修都无所谓了。不过，孙阁老的“兵法谋略”却有所不同，他老人家不但大力扩军备战，同时还要大修城池、台堡。
当然，如果孙老师是钱太多了，吃饱了撑的，那或许可以认为孙大人是在炫富，可是依据他老人家的自述，当时大肆耗费银子去“摆阔”却是在拮据的情况之下：
孙阁老曰：“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2＇
孙阁老在拮据之下，这一出手就是“四十七城堡”，外加十四万人马，真可谓是进攻、防御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很硬啊，同志倒是位好同志，可就是不知道是谁的同志……
此时，朝廷正是财政困难的时期，在这三空四尽之际，朝廷张罗些银子发到辽东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您孙老师既然已经准备了用于大举进攻的兵力（十四万人），却为何又要修筑纵深达200里的超级防御工事呢（关宁防线）？
要知道，闻名世界的马奇诺防线，纵深最宽也就十几公里，可孙老师的防线纵深却达到200里，这么厚的纵深，还要密布数百座城池、台、堡，那要拿多少银子才能填满？您老就不怕把朝廷给吃垮了吗？真要是吃垮了，那您孙老师可就是后金的同志了！
孙老师对此的回答是，进攻是肯定的，但这些城池台堡的修建，却并非是单纯为了防守，它们真正的功效还是为了进攻，因为在200里的防御工事纵深内可以屯种，屯种所得又能贴补辽东军需，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实在堪称一举两得。
话虽然说得好听，理由也相当不错，但可惜的是孙老师屯种所得太少了，每年就十八万两＇3＇，跟辽东每年消耗几百万一比，还不够塞牙缝的！
在孙老师扩军以后，仅山海关一处的人马和官员，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四百万两，这还不算辽东的其他用度，比如造办军械、官衙建造、等等所耗费的银子，所以区区十八万两的屯种所得，对于整个辽东用度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4＇
其实，如果仅仅是不够塞牙缝那都还不是大问题，毕竟人家孙老师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每年还算是有十八万两的进项，总比没有强吧，可若是再算一笔帐，估计孙老师又得钻地缝了，因为他大搞屯种除了“进项”以外还有“出项”，那就是四年里修建“四十七城堡”的费用（诸如买耕牛、农具这些支持三农建设的暂且不提）。
之前，王经略都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了，可93万两也就能修三十七里城墙，按照这个标准来换算，老孙头扛着锄头屯种四年，每年都还风调雨顺，也就能得72万两，只能勉强修二十多里，而据阎会长考证，宁远内城、外城加起来约有十五里长，前屯与宁远相当（锦州比宁远大），若减去这两城，那老孙头剩下的收成所能修的城墙就只有7里多长了（37…15X2=7），如果再由“四十五城堡”来分（47…2=45），那每座城堡连80米城墙都分不到，围成一圈大小也就是一个四合院。
在明朝边镇修建里，如宁远、前屯这些卫城是可以驻扎好几万军队的，其余各堡城或驻军几百、或驻军一千多不等，所以四合院显然是住不下的。
另外，这“四十七城堡”并非是孙大人四年“政绩工程”的全部，孙大人的“出项”里还要包括有数以百计的“台”：
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
按照孙大人的叙述，自八里铺到宁远与锦州分界处，期间距离是270多里，就设有“台”共计192座（66＋126）。而孙大人四年守辽下来，城池台堡并非仅修到宁远为止，孙大人的政绩工程是一路修到了右屯，此处离八里铺起码有400里之遥，所以除“四十七城堡”外，还应有“台”数百座，若照此算来孙大人的政绩工程真可谓浩繁、宏大，只靠老孙头自己扛着锄头的屯种所得是怎么也够不了的，最终还得靠天启这位董事长自己来掏腰包，用自己的私房钱来填。
皇帝的私房钱叫做“帑金”，孙阁老是皇帝的老师，所以从来不客气，左一个几十万两，右一个十几万两，拿得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因此孙老师守辽东，除每年有五六百万辽饷花销以外，还有额外的帑金消耗，数目也相当可观。
不过，钱虽然是花了不少，但效果却不怎么好，孙老师在辽东的种种作为，总结来看就好比是，修了一大堆豪华的厂房，再请上一大票保安来保卫，但厂房里却在糊纸盒，每年的销售收入还不够缴电费的，而保安的工资就更别提了，所以还得不断的追加投资……
综上所述，这位孙大学士确实是标准的八股文应试教育的产品，文章锦绣、宏大（篇幅确实很长），但算数却不怎么好，经济生活方面就更是一塌糊涂了，连“进项”和“出项”的概念都没有，摊上他去当辽东的CEO也算天启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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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2＇【《崇祯长编》卷十三】
＇3＇【《崇祯长编》卷十三“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銀一十五万有奇，盐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採青省饷部銀十八万。”】
＇4＇【《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章 童子军和老江湖的差距
在孙阁老的大手笔的折腾下，辽东镇随即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开始的时候军队数量迅速扩充，可是又不敢去与后金接战，但军饷却依然得照付，时间一长便出现了后金一根毛都没有少，而朝廷却有些扛不住了的局面＇1＇。
看着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孙老师又提出应改“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所谓“久守之谋”其实就是在家门口大修城池台堡圈地屯田，其工程浩繁、宏大，不过这些政绩工程完工以后，每年的实际屯种所得却还不够塞牙缝的，而此时天启眼看着就要被军饷逼得当裤子了，无奈之下孙老师又开始搞清汰（减少军队数量）。
孙大人扩了军又不战，久不出战，又养不起，于是就琢磨屯田，可屯田的收成还不够塞牙缝，所以又想办法裁军，这不是瞎折腾吗？
当然，《明史》上是不会这么写的，在《明史》里即便是搞砸了锅，孙大人依然是光辉形象。
明史载：“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砲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后叙宁远功，廕子锦衣世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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