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与先知-第31章

小说：文妖与先知字数：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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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6）
周建人批评张竞生征集的那些性经历的自述，多是“空泛”，而非“事实”，“空泛是事实的形容词，并非事实之反；小说是形容描写出来的情形是怎样的。”张竞生驳斥其武断，凡稍知《性史》之内容者，可以说“那些性的经历的自述，差不多大部分尽是事实的叙述，描写性生活之处，也多是文学的”。强调内容真实，描写艺术，既有真实性，又有可读性，这就是《性史》之所以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第三种水与性部呼吸是否存在之争。发现“第三种水”，是张竞生在性学研究上的重要突破之一，他认为“阴道液为第一种水，阴核液为第二种水，但‘第三种水’，即‘巴多淋液’，则非待女子有充分性兴时不能排出”；并对“卵珠与第三种水齐来”的关系作了大胆的推测。至于性部呼吸，张竞生认为“从血液、神经及筋络三方面分开起来皆可得到性部有呼吸可能的事实。因为在这些地方，性神经为最灵敏，而筋络的伸缩又极灵动，又血液涨落的程度于冲动时与冲动后的相差极大。故当冲动时，即同时性神经经受了刺激，同时血液膨胀，同时筋络与膈膜也起了伸缩的作用。由此三端组合起来更可见性部呼吸为确然有征了”。张竞生特别指出，这是他个人的研究与推测，这种研究与推测“纵有错误尚是科学，因为推测即是科学的起点，凡科学的成立类皆推测而来也”。周建人则认为“张先生要用推测，那当然只好请便，但须有一个限度……西洋对于性的科学研究家颇多，我们要证验他们的研究是否真理是需要的，但不顾他们的研究而妄自测量，我却以为不可！”“凡一切对于性的偏见，秽亵观念等等都在应当纠正之列的，今张君借讨论性知识之名，不纠正道教（方士）的可恶的思想，还要对青年们提出‘丹田呼吸’以及‘性部呼吸’来，且说怎样的有效，实在是不应该！……
　　我和张君素不相识，更无丝毫的嫌隙，现在他要把这等谬误的思想灌注给一般青年，这实在使我忍不住又要提出抗议了。”
　　新旧淫义与何谓科学之争。针对周建人“我所谓淫，就是除了夫妇交媾之外而有性欲的行为”的观点，张竞生从常识、哲学、艺术者三个方面重新定义淫义、解释淫义。张竞生认为，所谓“淫义”，“不过是一班普通人能懂的常识，如说：每星期仅有一次交媾，不能算‘淫’，因为淫就量说，乃是过多之谓。若使壮年之人每星期仅交媾一次，当然不能叫做‘淫’，这是常识的常识。”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凡男女之事于质上愈能尽情满足，愈算正经，愈算不淫；换句话说男女交合愈不能尽情，愈觉得为淫。”“淫”即“不称其职”，也即滥用之意。从艺术家的眼光看：“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张竞生调侃地说，这种释义，是周君那种“专门误会为能事”，耽于呆蠢法、歪缠法的使人可憎的“中国式的科学家”，是完全不懂的。说到科学一层，张竞生认为：“一切事物皆是生动变迁的。一切定则皆是相关的。无有一件事物永久不变，而同在一件事物中，随了各人的聪敏智慧与时间空间及速力的关系而可变为无数的现象。所谓科学的定则为事物万世不易的条理，应合万人一样的口调，皆是傻的蠢的科学家死成法的瞎说。”因此，要成为一个真的科学家，必须“以常识为基础，以哲学为依归，而以艺术为方法”。周建人批驳张竞生“就性的事实说，当然是科学的事，便对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艺术的”为伪科学，他认为：“科学能够学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学或学不会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做别方面的工作，不必说一句话一定要戴了科学的面目来说。因为不合于近代科学的科学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为有害，无科学不致妨害科学，而伪科学是能使科学混乱，它不能增进科学，反而要阻滞科学。”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7）
性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之争。对于性教育运动，周建人与张竞生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周建人看出了危机，张竞生看出了意义；周建人侧重于普及性知识，张竞生着眼于普及与提高并重。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两位性学先驱在观念形态上的激烈交锋。
　　周建人在探讨性教育时提出了广义与狭义的概念：“狭义的性知识，目的在使青年对于性器官和行为知道摄卫和节制，希望花柳病的传染，及不负责任的性关系可以减少些。”“广义的性教导”，则是“泛讲性的真理和恋爱的意义等等”。张竞生则认为：“依我意见，应分为二项工作的进行：即一方面应从通俗上着想——而一方面应从提高上努力。凡能将性的知识，普普通通地介绍给人，这是一种通俗的工作，原是最好不过的，当然为我所欢迎。但是应知此项通俗的工作，乃仅仅为一种普通常识的应用，不是除此之外便禁人不可有再进一步的研究与运动。”张竞生举例说，他的第三种水与性部呼吸的发现与研究，就是在提高上下工夫，即使“此等提高的工作完全失败，我们尚当继续去做，因为人类知识之所以能够日进月增者，全靠有一班人肯冒险去做提高的工作”。可惜周建人每每对这种冒险的工作发生误解，把“丹田呼吸”当作“可恶的道士思想”加以反对，把男女交合重灵的提倡视为女子权供男子娱乐的器具。在张竞生看来，周建人甚至故意曲解张竞生的原意，以混淆视听，打击对方。张竞生说：“如说我提倡裸体，便是提倡‘可恶的野蛮风俗’；如说我提倡情人制，便是提倡‘可恶的乱交制’；如说我提倡使女子出第三种水，便是提倡‘可恶的淫水’；其他其他，尚多尚多。
　　你愈胡闹，我愈有文章可做。你愈摆起科学家的架子来，我愈有打破科学家的张天师符咒。”
　　张竞生与周建人争论到最后，彼此已经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也就很难对性教育本身再进一步作心平气和的探讨，争论遂告中止。
　　相对于周建人，初出茅庐的潘光旦对张竞生的批评火力更密集，姿态更凌厉。潘光旦，1899　年8　月13　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一个缙绅之家，1913　年赴清华学校求学，前后长达九年；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6　年回国后在上海政治大学任教，1927　年5　月1日起任《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编辑。
　　潘光旦对于性问题的兴趣始于十二岁时对于一本日本医师所著的关于性卫生的书的阅读，二十岁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逐一借阅了霭理士七大本（原为六本，后又增加一本）的《性心理学研究》，赴美留学时又主修生物学。因此，在性学研究上，他与张竞生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性伦理观不同，潘光旦持既满足性欲又节制性欲的态度，张竞生却主张打破一切性禁忌，充分享受性带来的快乐；其次是学术训练不同，潘光旦讲究言必有据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张竞生则追求灵光一闪的哲学把握。留美归来的潘光旦以渊源有自、训练有素自命，当他刚刚就任《学灯》副刊编辑时，忽然发现坊间正在悄然流行着一种新杂志——《新文化》，该刊主编张竞生大谈性教育和优生学，“口气极大，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以提倡优种学自居，并大言不惭优种之‘方法’”。潘光旦正想找米下锅，没想到张竞生却撞到枪口上，于是当即写下了《〈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发表在5　月5　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6　月14　日、24　日又分别撰写发表了《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等，对张竞生进行全面的清算。在《〈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中，潘光旦先抛出张竞生的观点作为靶子：“故讲优种者，不能不从结胎时入手，而结胎的关键，又不能不从女子的第三种水入手。”然后从“色情亢进无可居奇”、“色情亢进与受精之关系”、“色情亢进与排卵之关系”、“复非卵之统计与其原因”、“对于优生学之误解”等五个方面层次推进，驳斥张竞生“似科学非科学，似艺术非艺术，似哲学非哲学”的性育文字的荒谬。在《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一文，潘光旦把《新文化》与《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这些街头小报等量齐观，严肃地指出：“不正确的性的刊物，虽不能直接目为淫秽，但是它引人入歧途的力量，和淫书差不多，前者在感情方面诱惑读者，后者在事理方面欺罔读者。”并以“精神生活的健全”、“教育的训练”、“社会道德的动机”为标准，对张竞生作为性教育者的资格提出质疑。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8）
潘光旦有科学家的缜密，又有少年人的才情，在他的攻势之下，张竞生似乎难有招架之功，他只是在《新文化》1927　年第四期发表了《又出了一个怪头》，指责潘光旦“动不动以假科学加我罪名之上，可见他们骂人者有一致的组织了”。草草地作了回击，在逻辑力量上确是比潘光旦稍逊一筹。在《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一文中，潘光旦更以春秋笔法及科学主义讥讽张竞生：“近则有以专家自命者，著书立说，以欺罔一般社会。……据理驳斥之者，自不止一人，则彼又指为骂人者有团体，有组织，专与彼为难；又或疑一人而拟数名，作数稿，投登数种刊物，以示其势力之雄厚。”潘光旦还引证外国学者的理论，暗指张竞生患有夸大狂与偏执狂。
　　潘光旦对张竞生带有明显的偏见和嫌恶之情，时过境迁，潘光旦还不忘捎带着对张竞生的批判。1933　年9　月2　日，潘光旦在《华年》第二卷第35　期发表了《“性学博士”被控》，指出对张竞生这类“专家”有需要“专家研究与诊察的地方，法律的制裁是不中用的，至多只好算做第一步”。1941　年12　月，潘光旦在《〈性心理学〉译序》中，含沙射影地指斥张竞生迹近庸医。张竞生的性学理论容或有错误甚至荒谬之处，但指其欺世盗名却是言过其实的，这样的批评也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张竞生对待性学研究的态度，与周建人、潘光旦一样，是严肃认真而又怀抱某种强烈的使命。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识范型。正像潘光旦所概括的那样，张竞生的性学理论“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这种非驴非马，由真到美的知识范型，是对传统的颠覆，也是对现代的瓦解，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东西。而周建人、潘光旦的文章，只要是涉及性科学或者节育方面的问题，都会一一注明出处，显示了中规中矩的科学素养。另外，在思维方式上，潘光旦强调中和位育、发皆中节的中庸之道与圆融境界，张竞生却极力倡导“极端”，他认为“唯有从极端的情感，极端的智慧，极端的志愿，三项上去讲求，才能得到我人心境上的美丽与成绩的巨大”。张竞生的极端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是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的。这或许才是张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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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文妖与先知-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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