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的黛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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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市布，供亲友们慢慢用，且常常做成衣服送人穿。赵说：“愿汝等从此套土布衣起，时时不忘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之余，又以其剩余商品倾销我国，吸我血液，吮我骨髓，凡我国民，自当敌忾同仇，尽其在我！”到1936年，阎锡山兵工厂易名为“西北制造厂”，赵逢冬虽然出身不高，学非名校，却以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正直忠信的人品，升任总厂总工程师，居家太原。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赵逢冬离晋入川，赴重庆参加由詹天佑首任会长的全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同时对于改造中国军队落后的手榴弹，提出有效建议，“以增强手榴弹杀伤威力”，经采纳转有关部门参酌照办。也就是在1937年间，巴金与黛莉通信终止。那么，这位少女是否也随家去了四川？
《传略》中还说，四川茶农久以土法炒制茶叶，损耗较大，“赵逢冬为国家开创外汇，以补贴抗战财政”，便针对性地设计出一种新型炒茶烘箱，“能使茶叶之面与底受热均匀，质量大为提高。国营中国茶叶公司闻后鉴试，深为赞赏，邀与合营，输出大增。旋又受四川企业家聘，创立琼琳茶厂，产品畅销国内外”云云。
这真是一位精忠报国的大能人，直至避难四川还没有放弃阎锡山“造产救国”思想，并能付诸行动，有所创造。
1949年，这位阎系的军火总工程师，并没有随着蒋、阎转赴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他先在成都任*建国会及工商联常委，继而出任四川省工业厅工程师。1953年奉调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赴天津建设发电设备厂。1963年退休。惨烈的“*”开始后，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竟被当局疏散到遥远的新疆去了。
“*”后期，赵逢冬先生有幸返回山西养老，落叶归根，于1984年11月18日溘然长逝，享年84岁。
至此，我们对这位赵逢冬先生，总算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只是从《传略》中看不出来其家庭情况，更无从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出生于1920年的女儿。事到如今，我应该通过哪种渠道，走好下一步？
我琢磨着，赵逢冬先生既能于晚年返晋养老，想必其家族大有人在。不妨驱车走一趟他那襄汾老家，在其亲属中寻求答案。汾城即是襄汾县之一部，找到西贾村就是了。田野调查本是我的强项，只是如今的我们，心难静而杂务多，日日被琐事缠绕，时间都给挤光。于是我先期恳请朋友做了两件准备工作：一是通过山西党史办友人，查找《赵逢冬传略》一文作者；二是拜托省社科院学者，进一步考察民国人物赵逢冬详情。
2008年12月9日，我去山西作协《黄河》编辑部处理稿子。主编张发和副主编谢泳都在。老谢刚刚受聘厦门大学做教授。大家坐下喝茶，说到巴金与黛莉，又提及襄汾人物赵逢冬，话语稠密。张发兄长年编稿，与山西各市县作家联系广泛，我便向他咨询说：“记得襄汾有位作家，叫杨志刚，往日交往不多，能否拜托这位老杨，就近查问西贾村赵逢冬的家庭情况？”
张发兄当即拿起电话：对，老杨是县文联主席，这样查得快！
张发兄先向襄汾杨志刚热烈概述查找赵逢冬原委。我在一旁忽然想到，此事却也奇了，先是赵黛莉、赵从平和我都姓赵，而后在市公安局找过杨志强，现在又冒出一位杨志刚，二人姓名仅一字之差，像是弟兄俩。说不清这里头有啥道道。
只听张发兄一声高叫：让赵瑜给你细细说哇！
接过话筒来，那边杨志刚头一句话就让人振奋。老杨说：老赵，这事儿不难，咱就是西贾村人啊！我多谢老杨：重点在于查找赵逢冬的后人。末了，张发兄说：老杨办事没问题，行啦，等他消息吧。
众人看到了曙光，遂提了汾酒，乘兴而聚。谢泳有感而发，再一次谈及他的观点：研究现当代历史，追寻实物、实证、实据为最佳，然后触类旁通，综合提高，有些弄出来的所谓成果太可疑了，实在靠不住。最不好的就是不顾史料来源，人云亦云，胡编充数。老谢说得是。一连数年，他坚持在旧书市场淘集“*”期刊《朝霞》，在收齐基础上，老谢经过分析、比较、统计，对于新时期文学与以往文学之传承关系，做出新总结、新论断……
真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惟其怀疑，始有收获。大伙儿举杯决议：纠正我们的学风！话语亦多传承性。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1）
趁着等待杨志刚消息的空当，我们抓紧赏析巴金先生致黛莉小姐第五封信：
黛莉：
请原谅我，我到今天才来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这些时候我特别忙，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但我却没有工夫多写信。
我的书使你流了眼泪，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确，那些景象太惨苦了。人与人中间究竟还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情。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个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给你同代的人谋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辉的话来问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这理由你读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会明白的。
你还是继续求学吧。我并不是叫你埋头读死书，不问外间的一切事情。你在课余仍可以看报、读书或者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你得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连这求学的机会也没有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所以在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求学，就应该不放过机会。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
祝
好
金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离上一封信，隔了整整40天。正如巴金所说，“这些时候我特别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为着连载而日夜写《春》，又必须参加《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月刊》和《译文丛书》等书刊的编校劳作；而上海文坛两大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正处在高潮之中；同时，文化界声援北方爱国抗日行动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积极参与其中。又在突然间，鲁迅先生病逝，从10月19日起，一连多日，巴金含悲参加治丧送葬活动，连续撰写纪念文章，并在《文季月刊》集中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这些事，都是一贯主张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积极去做的，但是，接下来说出一句“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却又为何？通过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现了“无事忙”，也足以造成一个人“没有工夫多写信”的局面。一方面，在那些日子里，巴金与萧珊的恋爱关系刚刚确立，对此陈丹晨认为，“从老家出来过了十多年飘零生活的巴金，这时开始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在上海公园或者电影院或者苏州青阳港的小河边，时常可见他们的踪影；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少女向巴金示爱、求教乃至寻求援助，信件纷至沓来。有同时期友人评价巴金，说他既是一个忧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个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对于*吾等挚友发出“巴金幸福”的喟叹，巴金回应道“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
而赵黛莉，这位知识女性，拿她与诸多致信巴金的女生相比较，她不是一般的寻求援助，而是要求战斗，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着“牺牲的渴望”，要将“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为同时代的人去谋幸福。从信中可见，巴金先生十分尊敬这位黛莉而不是怜悯与安抚。如是巴金才会由衷地倾诉：“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唔，一位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读者如此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等看来极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经久不渝的大爱，就这么做到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2）
向往革命的赵黛莉，她后来的人生命运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牵挂。
信中谈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着巴金先生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载，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积极联络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加上孟十还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联名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声援该部官兵浴血抗击日寇的壮举。
安那其主义（Anarchi*）即无政府主义。毋庸讳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巴金名字中的这个“金”字，就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取来的，这位克氏被刘师复称作“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而“巴”字，则是为着纪念与巴金在法国一起留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而巴同学却绝望地在异国投水自杀。巴金先生选取这个名字，于1929年元月在国内首发小说《灭亡》，轰动文坛，其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远远高于同时代和以后岁月里的许多作家。
在这封信中，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有陈思和等先生还重新翻译和发表过此类珍贵信件。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①，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②，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③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
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