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智慧-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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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但是谁作了《孝经》，也没有说明确，因此又可以出现二说：或认为孔子作，或认为曾子作。
再如《孔子家语》：“曾参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为两位作者司马迁、班固想一下，就会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他们也不能举出确切的证据来明确指出到底《孝经》的作者是谁，或是心中有某种指向，但是不便明说，因此只能含糊其辞了。
不过也有明确是孔子所作的，如《隋书·经籍志》：“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不过，这也是一家之说。
后来人们又从各个方面质疑、考证、研究，于是自古至今大约形成了好几种说法：
1。 孔子撰写了《孝经》
《汉书·艺文志》认为《孝经》为孔子所作。其实依照我们来看，《艺文志》并没有说定。因此这一材料，既被一些人认为是孔子作的证据，也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曾子作的证据。
杨伯峻说：《孝经》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后明，因为一翻《孝经》本书便会明白。孔子若作《孝经》，哪能称他的学生曾参为“曾子”，此其一。《孝经》抄了孔子以后的一些书，如《左传》、《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预见到他死后一两个世纪中某些人会说某些话？此其二。《论语》是比较可信的孔丘言行录，《孝经》的论孝，便和《论语》的论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处，此其三。所以越到后代，这种主张的人便逐渐少了。（《经书浅说》）关于这一问题后文还会讨论。
2。 孔子弟子曾子作《孝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为《孝经》乃孔子弟子曾参所作。比如陈克明《群经要义》中就说：《艺文志》“虽未明言曾参作《孝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乃是曾参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经》”。其实在我们来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并没有明说，也是两可的。
关于曾子作《孝经》，杨伯峻也有说：这一说法，在司马迁时未受重视；到两晋以后，附和者渐多。但取《礼记》和《大戴礼记》曾子论孝诸事与《孝经》比较，相抵触者不少。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甚至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指不义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篇》说：“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一个说不争就是不孝，一个说争辩是祸乱发动之源，究竟哪一说是曾子本意？何况《孝经》所用《孟子》、《荀子》诸语，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这一说也不可信。（《经书浅说》）
《孝经》的作者之谜（2）
3。 曾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代胡寅说：“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杨伯峻说：“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孝经刊误》）开其端，并无实证，只是想象之词。”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说，其《郡斋读书志》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所作。李学勤说：“《孝经》文中多称引《诗》、《书》，体例与《礼记》所收《中庸》、《大学》相似，确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吕氏春秋》曾引《孝经》，证明其书成于先秦。”（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曾子弟子中的子思作《孝经》
宋代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宋代冯椅之说：“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中的子思所作。杨伯峻反对，有评说：“尤不足信。”（同上）不过今人有一些学者较倾向此说。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经〉说新论》，认为是子思作《孝经》。主要理由是：《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认为已经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孝经》与《缁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该是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次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子思学派讨论的热点之一。因此，认为子思作《孝经》。不过关于此问题，也尚可再讨论。
5。 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圣人言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又清代毛奇龄《孝经问》：“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这是笼统地认为《孝经》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种记录的转述，或是一种经过加工后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这种看法，认为“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
6。 孟子的弟子之作
王正己在《古史辩》第四册的《孝经今考》一文中说：“从大体上看来，《孝经》思想有些与孟子的思想相同，不过是文字的变相而已。”“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
7。 后人附会而作《孝经》
宋代的朱熹主此说。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汪应辰的话，认为《孝经》是后人附会而成。其曾云：“《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家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大学》、《中庸》之俦也。”
8。 汉代儒生所伪造
清代姚际恒主此说。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孝经》是汉儒所伪造，姚说：“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
到底是谁撰写了《孝经》？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认为，从各种信息来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样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汉儒伪造。比较下来可能性大的选择方向是两个：一是孔子弟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弟子所作。如果偏重于后者的话，那么有可能是曾子的学生所作；如果再把视阈缩小，那么或者可能是曾子的弟子中的子思所作。但是在还没有十分确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时，不妨采取较宽泛一些的看法，留有余地，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证、统一认识。
虽然关于《孝经》作者的看法不统一，但是不妨慢慢说下去读下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些争论点，研究者又是怎样研究的，那么读者自己也会有个选择与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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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汉代发现之谜
在先秦，《孝经》曾被《吕览》引用过，秦代因焚书坑儒而不见流传，汉代突然冒出了《孝经》。《孝经》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历史之谜。
首先是汉代初年，一个叫做颜贞的人献出了《孝经》。
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烧典籍，坑杀儒生；还不许民间私下收藏书籍，否则就诛族，这就是“挟书者族”之律令。因此许多经典由此而残缺，损失惨重，当然《孝经》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刘邦是马上得的天下，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设并不重视。
然而传到第二代汉代的惠帝却很看重这些。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时所定的“挟书”令，鼓励民间献出所藏的书籍。如《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后来朝廷还派出人员到各地寻访亡佚经典。于是，《孝经》出现了。
《隋书·经籍志》有个记载：“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河间，汉高祖时候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的东南）；平帝时辖境相当于今天河北献县、交河、东光、阜城、武强各一部分。河间人颜芝收藏了《孝经》，到了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献了出来。
汉初，河间地方献书的氛围很浓。《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刘德很有办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缮写一本交换给送书之人，另外再赏赐金子、丝帛等贵重东西，因此名声传播出去，招引来许多人献书。他得到的书很多，甚至几乎和整个朝廷的藏书相等。
河间人颜芝的儿子颜贞把收藏的《孝经》献出来，大约也是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中而被感染了，于是献出父亲的藏书。不过细节就不得而知了，是献给献王刘德，还是直接献给朝廷，或是其他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了。一般认为是河间王刘德将此书献给朝廷，于是遂为学者传授的用本。
后来汉代又出现了《孝经》的另外一个本子，称为古文《孝经》。
古文《孝经》，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的，也称为孔壁古文《孝经》。《隋书·经籍志》载：“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要说到曲阜的“三孔”，即孔府、孔庙、孔林了。孔子的故宅在孔庙东路承圣门外。据说，孔子死后，鲁哀公为了悼念孔子，将孔子居住过的三间故居改为祠庙，令其子孙“岁时奉祀”。其奉祀地点，就是这个院落。这就是最早的孔庙。
今天我们去参观，马上会被留存遗迹中的故宅井吸引。其旁立有“孔宅故井”石碑，其四围修有雕花石栏，其西建有乾隆“故宅井赞”四角碑亭一座，其水质清纯，被称为圣水。有记载，乾隆九次来到曲阜祭孔，竟然有五次来此题字。其中有一次他还舀水拜师，尊崇地说：“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