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备忘录-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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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市场上的销售量，将达到一千万盒。五万不赔，十万叫好，二十万扬名一一这是音带市场的行情。《篱笆·女人和狗》的音带能销出几百万以至上千万，无疑引起了轰动效应，被称之为“火带子”。
《辘轳·女人和井》作为《篱笆·女人和狗》的续篇，其电视剧脚本刚刚由作者韩志君脱稿，王树忠便第一个抢到手中。
这位爱激动的社长看了剧本格外激动。他觉得这部电视剧可以与轰动全国的《篱笆·女人和狗》比肩。本子硬，曲子就有了可靠的“载体”。他与副手及社里其他人员商量，决定抓住机会在音带上做足文章。他们预感到，请享有盛名的最佳搭档张黎、徐沛东为电视剧配曲，一定会有日后的辉惶。虽然出版社刚刚成立，他们决心玩把大的，用王树忠的话说，就是“冷手抓个热馒头”。
但是，这会冒很大风险。
圈里人都知道音像市场是怎样的混乱：盗版、扒带、拼版、挂版……公开的、半公开的或隐蔽的侵权行为让谁想起来都心里发怵。三年前的《篱笆·女人和狗》音带在市场上竟出现四十多个版号。眼下正在流行的《渴望》音带也有三十多个版号。在这样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的市场上，花血本买下专有出版权，绝对是冒很大的风险。
他们请张黎和徐沛东到大连来商量。
张黎先来了。
不久张黎又和徐沛东一起来了。
又过几天，王树忠到北京找他们两个。
反复商量是否买断，一直拿不定主意。
徐沛东劝王树忠：“不是我不为你们着想，正是为你们着想才劝你慎重。你花那么多钱，最后可能吃的是一颗苦果。你初生牛犊不怕虎，想干大事业，但你对这个市场可能还了解得不够啊！我可以保证只授权给你一家，但不能保证别人不盗版。让别人盗了版，市场遍地开花，你出了血本最后喝的只是一碗汤啊。”
徐沛东的话是经验之谈。
“对你的劝告，我表示感谢。”王树忠说：“不过，我还要想一想。我要是一次买断，等于是在音像市场的浊流中扔进一块大石头，有利于人们尊重版权，有利于音像业的整顿。当然，我也很害怕，弄不好就全砸了。”
正在王树忠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了！
大连音像出版社呈现一派喜悦而又紧张的气氛。大家拿到刊登有著作权法全文的报纸，逐条逐句地研究。这个法给了他们勇气。他们决心以这个法的精神来规矩自己，保护自己。王树忠说：“咱们是个新社，开始走什么路，就决定着今后走向哪里。我们要按照法律走正路。当一回出头鸟，让人枪打也不怕。咱们也有枪，这个枪就是著作权法。”
国内第一个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在草拟中。
这时候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国内许多音像出版社和一些地下制片人都来争。
大连音像出版社占有天时地利。《 辘轳·女人和井》的电视连续剧是大连拍的、电视剧的编剧是大连人。张黎和徐沛东是大连人。
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没有竞争实力。刚刚成立的出版社，局里拨给的开办费只有五万元，哪有什么钱在买版权上作大的投入？
这时候，各家出版社在喊价。
起初，大连出版社出价是三万元。
“我要告状！”（10）
但别的出版社一个劲把价格往上提。有的给十万元，有的给十五万元，接着又有人提出给二十万元。还有的提出按销售盒数计算，每销出一盒给词曲作者三角到四角，这就是说，如果能发行一百万盒，作者可以从中得到酬金三十万元到四十万元。
这样的电话一个劲儿往徐沛东家里打。
当时王树忠正在徐沛东家里。徐沛东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谈这个事的，来电话的有南方的出版社，也有北方的出版社；有地上的，也有地下的。
徐沛东被大连音像出版社的真诚打动了。这个社虽然实力不强，出价不高，但他们决心按照著作权法的精神办事，给人一种信任感。
又是一个电话。
徐沛东又一次婉言谢绝了对方的请求：“这个版你们别再打主意了。大连的王社长正在我家里谈呢。我们给他了。”
王树忠也被徐沛东的真诚打动了：“我们社虽然没有家底，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版买下来。我们商量好了，出价是七万元。”
徐沛东还是替大连音像出版社担心：“出这么多钱，你保证能成功吗？全国还没有这种先例，往往说买断也买不断。”
王树忠信心十足地说：“我可以借助三种力量。一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力量。国家版权局支持我们这样做，为我们出谋划策，鸣锣开道。广电部和新闻出版署也支持。二是法律的力量。我们手里有著作权法，专门请高级律师和法学专家作过研究，我们的协议将有法律效应。三是舆论的力量。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郑重声明，请记者作报道。舆论的力量能够把法律的力量、行政的力量结合起来，让胆大妄为的侵权者望而却步。风险确实有，但风险与机遇同在。我们要抓住机遇，承担风险。”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90年10月21日。北京小白鹅酒家二楼西餐厅。国内第一个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辘轳· 女人和井》著作权转让协议及授权书签字仪式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举行。
签字仪式的气氛热烈而庄严。
除了大连音像出版社的同志和词曲作家张黎、徐沛东，还来了许多新闻记者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及法学家、律师。
一张雅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式两份的转让协议书。它打印着四首插曲的价格：七万元人民币；也注明着购买者所能得到的权利。
在场的人都注视着徐沛东和张黎。他们都希望能在这个仪式上听到那几首金贵的歌。
但那几首歌实际上并没有创作出来。
“昨天晚上我才写出第一节曲谱。”徐沛东说：“我当时很激动，全无倦意，也无睡意，就从心里流出了这么一段。我在这里先唱给大家听，把它公之于世。”
说完，他哼唱了那节曲调。
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
这段曲子很动人，没有雷同感，有一股新意。
接着，大家把目光投向张黎。
“我的词儿也没写好。”张黎说：“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写得让大家满意，让出版社满意，让听众满意。今天晚上回去就写。”
说着，他把那段曲谱抄下来放进怀里。
这情景使在场的记者不胜惊讶：歌曲还没有产生，就已经决定了它的权利，它的转让，它的价格，而且是高达七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这多么叫人不可思议！是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绝无先例。在场的人都是第一次看到。
这样做，充分体现了出版单位对作者的信任和尊重。
王树忠说：“我们相信这两位作者。他们在中国目前的词曲作者中是配合最好的一对。张黎在黄土地上耕耘了二十年，能够把握住农民的心理，能用群众化的语言表达出农民对人生的认识，并对剧情有深刻理解。徐沛东与张黎是忘年交，他的曲子紧紧和着中国人情绪的律动，透过人的心灵找到旋律，又对音带市场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我们敢下这个赌，赌注就押在他们两个身上了！”
这样做也是给词曲作者施加了压力，逼着他们精心创作，拿出第一流的作品来。
张黎深有感触地说：“笔下千钧重啊！”
细心的人们可以觉察到，王树忠和张黎、徐沛东三个人在那份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握着笔的手起初都有点微微发颤。他们都是在镇定一下情绪之后，才郑重签字的。
一个圆圆的公章，两个小小的私章盖在一张纸上。
“我要告状！”（11）
这张纸，瞬间注满法律的力量。
当天，这份协议书报国家版权局审核登记。
国家版权局对这份协议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此专门向全国各音像出版单位发出《关于尊重电视剧《辘轳·女人和井》插曲著作权的通知》。通知说：“作为著作权法实施前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的一种尝试，希望各音像出版单位予以支持和合作。”作为国家的最高版权管理机关，为一部电视剧插曲的版权问题专门发出通知，这是没有先例的，它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智力成果版权的保护态度。
随后，协议签字双方联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郑重声明：“为维护著作权人和音像出版单位的合法权益，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电视连续剧《辘轳·女人和井》插曲著作权人——词作家张黎、曲作家徐沛东已将此剧全部插曲著作专有录制出版发行权授予大连音像出版社和大连电视台。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立刻引起了爆炸。
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
音像圈里更是沸沸扬扬。称赞的，反对的，肯定的，否定的，怀疑的，诅咒的… …一颗石子掷进了浊水里。
徐沛东从签字仪式场地返回家里，电话铃就响了。对方不报自己的家门，狠狠地说：“你带子一出来，我就‘扒’！ ”
1991年1月30日，一百多家音像出版单位的负责人聚集杭州，参加著作权法学习班。当时《辘轳·女人和井》的音带正在紧张制作阶段，准备半个月后推出。尽管很忙，王树忠还是抽出身赶赴杭州。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借着著作权法的威力，向兄弟出版单位宣传自己的主张，同时也是事先打个招呼。
果然，他成了这次学习班的热门人物。
学习班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万炮齐轰王树忠”的局面。
许多出版单位对大连音像出版社的作法表示不满。有个单位的负责人还和他吵得个脸红脖子粗。这位负责人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把整个行情抬高了。我们以后怎么办？”
王树忠给他算了一笔帐：“引进一个海外版，要花外汇二十万到三十万港币，甚至四十万到五十万港币。大家都追逐海外版，舍得花大价钱，因为它能畅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往国内优秀作者身上多投些资？我们尊重、保护国内的作者，让他们安心创作出精品，改变海外版充斥大陆的局面，丰富民族作品创作，这不合算吗？”
王树忠算的第二笔帐是：“我们给一个红歌星录制一盘磁带的价钱，已经抬高到二万元以至三万元。而词曲的创作者得到的稿酬，却只有歌星酬金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这合理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没有词曲作者创作的红歌，哪里有什么红歌星？”
王树忠在小组讨论会上跟大家辩论，会后又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跟同行解释，说服了相当一部分同志。在会上明确表态不盗这个版的音像单位有二十多家。上海的一位同志说：“我们绝对不盗这个版，不动你王树忠一根毫毛。”
参加培训班的两名法学家在大会上支持王树忠，认为此项转让协议符合著作权法精神。
培训班的主办者、广播电影电视部的有关同志在大会上也肯定了这项协议．说：“大连的同志担心这七万元会付之东流。我们希望各单位尊重他们的邻接权，也尊重作者的著作权，做到不扒，不盗。”
那个跟王树忠顶牛顶得最厉害的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