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备忘录-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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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版权保护已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并遵循的国际准则，谁想进入国际大家庭，都必须遵守这些准则。
这些话，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但在当时，它很容易被人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一位学者就被人扣过这种帽子。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厉声斥责时的情景。
那声音说：“你一口一个共同准则，还有没有阶级立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有共同准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有共同准则？”
我们的学者冷静地回答说：“是的。版权保护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在这上面，是不能有姓‘资’姓‘社”之分的。资本主义需要版权保护，社会主义同样必须保护版权。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为我们留下版权保护的遗产，这是历史的遗憾；国外资产阶级建立的版权保护制度，作为世界性的遗产，我们也应当继承、吸收、借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把社会主义的版权保护制度建设得更好。我们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保护中国人的版权，同样，人家的版权，我们也必须尊重。”
“你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
“咱们别扣帽子，让历史来检验吧！”
历史的发展证明，学者的意见是对的。
中国的立法者，绝大多数认识到了版权国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著作权法草案几经修改，最后在它的“总则”第二条中郑重规定——
“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决定性时刻（1）
· 中国最难产的一部法律问世 · 任建新披露知识产权立法艰难历程 · 关键时刻邓小平力排众议 · 人大常委会表决结果，102： 3 · 万里委员长庄严宣布：“通过”
1990年9月7日。人民大会堂。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草案）进行表决，是这次常委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从上午8时30分开始，委员们陆续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然后拾级而上，再转乘一次电梯，走进二楼东侧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厅。
会议大厅呈长条状，中间横排的座位是委员席，两侧竖排的座位是旁听席和工作人员席。主席台排在委员席的对面，两侧分别立着两台用于显示表决结果的电视荧屏。主席台上方天蓝色壁布上悬挂着一颗庄严的巨型国徽。一百多名常委面对国徽，将对著作权法草案投上自己的神圣的一票。
表决前那一刻，整个大厅里的气氛显得格外严肃。
著作权法的起草者们，根据各位委员在小组讨论中的态度，默默地计算着著作权法在表决中可能得到的票数。有关人士预测，这次会议将有可能通过著作权法，因为这项法律经受的磨难已经太多太多了；无论从国内法制建设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国际上的压力考虑，都没有理由，甚至说没有时间对它久拖不决了。不过，仍有一些同志对这次表决结果抱有谨慎的态度，不肯作出乐观的预测。
著作权法实在太难产了。
所有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都很难产。
著作权法又是其中最后的，最难产的一个。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经首次披露了知识产权立法艰难历程中的一些内幕。他说：“ 80年代初起草商标法、专利法时，争论就很激烈。尤其是专利法的起草，由于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更是历尽波折。有些学者和一些部门坚决反对，甚至上书中央，痛陈在我国建立专利法律制度的弊端，认为，有了专利法，我们就不能再仿制外国的产品和技术，这对保护民族工业不利，并列举具体数字，证明专利保护弊大于利。”
当时还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有的部门的部长在专利法讲座会上拍案而起，说：“如果通过专利法，我就不当部长了！”
也有些部门的局长随之发出抗议说：“如果通过专利法，我就不当局长了！”
由此可见当时辩论的激烈程度。
任建新对我说：“现在看来，那种反对的观点未免片面，但在当时却颇得到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的赞同。另外还有些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中国也能搞知识产权制度，认为根据当时我国的组织机构和人才状况，这项制度搞不起来，因而对起草法律持消极态度。为此，专利法的起草工作曾一度被迫中断。”
任建新说：“我清楚地记得，最后是小平同志力排众议，决定继续起草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在关键时刻，他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由于他的支持，起草工作才得以加快。只是后来由于在具体内容上争议很大，不得不作点妥协，采取二步立法的策略，以减少阻力，力争尽早通过。”
几经波折，1982年8月23日，新的商标法颁布，1984年3月12日，我国第一部专利法颁布，现在只剩下一个著作权法了。而这项法律从1979年起草到现在，已经历经十一个寒冬，二十余次修改。
谁都意识到，这部法律很不寻常，它是中国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第一部法律，是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的第一部法律。起草工作每进展一步都要触及到重大的思想理论分歧，从立法原则、法的名称，直到每一个具体条款，都经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压力，引起了代表不同利益不同观点者的激烈论争。十一年，风风雨雨，枝蔓横生，几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风云突变几近夭折。
一位版权专家回顾说，就像足球场上的每一寸草皮都经历了激烈战斗一样，这部法从头到脚都留下论争的印迹。
即使在国务院将这部法律草案正式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之后，它仍面临着一番曲折。到这一次，人大常委会已经是第五次讨论。
在七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上，国务院就希望能够通过这部法律。但是，委员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包括一些十分尖锐的意见。第十二次常委会，没能通过；第十三次常委会，又未能通过。到了第十四次常委会，本来以为可以获得通过了，但表决前的摸底情况表明，仍有几十位委员准备投反对票。强行通过是可以超过半数的，但那不符合中国的立法习惯，于是，就拖到了第十五次常委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决定性时刻（2）
一部单项法律从起草到通过颁布长达十一年，这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是第一次。一部单项法律在人大常委会上审议四次而未能通过，这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也是第一次。人们都知道破产法的诞生十分困难，而著作权法诞生的困难远远超过破产法及任何别的法律。
然而，这一次似乎不应当再往下拖了。
全国知识界、法律界盼望这部法律早日出台，一些国家正通过外交途径向我们施加压力，国际社会等待着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大家庭。
从几天的分组审议情况看，大多数委员准备投上赞成的一票。也有一部分委员对草案修改稿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人###律委员会在表决前的三天里逐条研究了这些意见，对修改稿又作了一些修改。表决前一天，法律委员会向委员们作了修改情况的汇报，可以说，草案修改稿尽可能地吸收了所有委员的意见。
如果说9月7日上午的表决将是这项法律历经长期阵痛之后的分娩，为了这个时刻，有关的“接生”工作已做得相当充分。不仅仅是对草案的紧紧张张修改，也包括各种心理上的铺垫。
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会召开前几天，彭冲副委员长召集在京的部分常委通报了著作权法的修改情况及有关背景。这是不是事前的小范围打招呼会呢？联系到大会期间对草案的临时性的现场修改，这使每个委员都感到，通过这项法律已是势在必然。
9月7日上午9时，全体会议开始。
这次会议将要表决通过六项法律草案及条例，而著作权法律草案的表决排在了第一位。万里委员长从主席台前站起身，宣布：“第一项议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现在付表决。”
随之，大厅里的气氛顿时格外肃静。
面向主席台一排排坐着的委员们此时一律地低下头，把目光投向面前那精致小巧的表决器，有的很快伸手去按那上面的键子，显然是已经拿定了主意；而有的则显出片刻的犹豫，显然这是在最后一刻仍面临着选择。
在侧对着主席台和委员座席的几排旁听席上，工作人员和记者们则挺直了脖子，抬头朝委员们望去。记者们等待着抢先发出这条重要消息。工作人员则在期盼自己的成果。而在会场之外，以至在国门之外，恐怕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关注着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没有人站起来公布表决结果。这结果静悄悄地在主席台两侧的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来：赞成：102票；反对：3票；弃权：4票；未按表决器：3人。
万里委员长宣布：“通过！”
我当时就在会场上旁听采访。万里委员长的话音刚落，顾不得会议的其它议程，我就匆匆收起草就的报道离开人民大会堂，直奔处在王府井的印刷厂。当天下午就要付样印刷的报纸已经事先空出了第一版的上半个版，急等着我的消息、侧记，以及由总编辑撰写的评论员文章和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常委会会场照片。我和我所在的报社都把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的出台，作为一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来看待，并把会议的报道作为重大报道应急处理。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国家版权局负责人的电视讲话。在各省市的电视台，几乎都播出了省长、市长们祝贺著作权法出台的热情洋溢的电视讲话。
一场声势很大的著作权宣传活动在全国拉开序幕。有些城市为此还出动了宣传车沿主要大行巡回广播。
一些国家的驻华机构对著作权法出台的反应比我们还要迅速。当9月7日的午间电视新闻播发中国颁布著作权法的消息后，下午两点，美国驻华大使馆便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拿到法律的中文本。其他国家的驻华经济贸易机构也要求尽快拿到中文本，并很快将文本译成本国文字。
美国政府组织全国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集中研究这部法律，提出几十个问题，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这些问题交给中国政府。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对这部法律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
由此可见，外国人是如何关注着中国的版权立法。由此也可见，版权保护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也许国内一些同志一下子还认识不到著作权法出台的深远意义。但在过了若干年之后，站在中国文明发展史的长河上回眸，人们一定会发现，它实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将是极为强大的。
一篇题为《明天，一个里程碑》的报纸评论员文章就预见到：它将引起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如果不信，等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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