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联:反常识经济学-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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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如贝克尔所论述的那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合并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或许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但是规模不经济的一国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小的，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口同质化程度很高（不过他们在宗教信仰、种族和文化上差别还是很大）。就好比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分权管理来将规模不经济程度降到最低，所以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联邦制降低规模不经济的程度。因此，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完全有能力与一些小国抗衡。除此之外，它的人口规模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也促使其在军事上实现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那些繁荣的小国无法匹敌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4）
但是以上的这种分析并不全面，因为有人发现许多有共同语言和类似文化的邻近国家并没有合并在一起，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说西班牙语的南美国家，德国和说德语的瑞士各州，中东和北亚的阿拉伯国家。关于美国革命，汉密尔顿所作的解释可能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在每一个民族国家，其领导者独立管理自己的地区比与其他地区的领导者共同管理这个地区，得到的收益更大。
波斯纳
财富分配不均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联合国一份有关世界财富分配不均的报告（联合国经济发展及社会事务部的《2006年世界经济与社会调查：发散式的增长与发展》）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发现2％的富人拥有世界上一半的财富。这很清楚地表明了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分配得极度不均。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下讨论，那么财富的分配不均问题似乎没有像报告中所指的那样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小，而非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越来越大。
这份联合国报告是由全球著名的经济学家起草的，而且这份工作很值得称道。需要计算的有2000年全球实物和金融资产的价值总额、净债务总额（也可以说是净值）。这些专家拥有大多数国家的一手数据，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数占全球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而且所占的财富份额更大。通过现有的国家数据，专家们可以推测出丢失的数据。他们的统计结果不仅表明世界财富的分配不均，也显示出资产控股留有的一条长长的尾巴——用统计语言描述即偏度。尽管目前部分媒体报道说最近几十年世界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了，但是这份报告并未显示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的变化情况。
世界财富的分配不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决定的。能反映随着时间变化世界财富分配不均变化情况的综合性数据我们无法获取，但是仅从收入数据上来看，从1980年开始，世界收入不均程度大幅减弱而非加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急速增加，它们拥有世界37％的人口。而且研究也表明，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每日工资为1美元或2美元的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减少，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
全球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中大多数人口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并非来自实物或金融资本方面的。换句话说，人力资本不是财富，但是在大多数人眼里都将其视为极为重要的一种财富形式。人力资本是由教育、培训、营养和其他健康性投资决定的。人力资本所创造的财富价值相当于所有实物类资产价值的3倍，而且这种财富分配的方式也更加公平合理。
即使在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中去除健康所作的贡献及其价值，我们仍认为收入能让人富足起来。从1960年衡量不同年龄段的平均寿命开始，世界各国健康差距的悬殊程度就有所缓和，即使1970年以后非洲艾滋病病毒的蔓延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极大地降低了平均寿命，但这种变化趋势并没有改变。自1960年起，不同国家之间总收入水平的差距下降的速度要快于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这里总收入水平我们定义为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加上不同国家个人改善平均寿命所产生的价值——对于这种定义和结论，我们可以参照贝克尔、菲利普森和苏亚雷斯合写的发表在2005年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5）
事实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从1980年开始就已经拉大了，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投资在教育和人力上的资本获得的回报更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波斯纳之前所提到的控股资产价值的增长。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表面上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如全球化）使得更多有教育背景的人和人力资本价值较高的人获得更多的回报，包括高端技能。然而，由于人们对健康的日益关注，大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平均寿命的差距在缩小。在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1970年以后增加的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因此，尽管全球总收入水平的差距会有所扩大，但其增速会慢于资产方面的收入差距。
我所作的讨论并不能解释为美国国内各阶层之间或国际间存在不平等。比如说，美国应该为那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进入高中或大学提供便利的途径——因为在过去的25年，没有获得任何教育的人的境况都很糟糕。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启蒙和相关的早期幼儿教育项目似乎很有影响力，药物的合法化也能够减少内陆城市的青年逃学去卖药的倾向，所以我支持在学校之间展开更激烈的竞争。与波斯纳不同，我不赞成征收房产税，因为这并不能带来税收，还会导致非法避税这种行为。
其他许多贫困国家也应该效仿中国和印度，开放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得更迅速。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也应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希望得到发展的国家的产品进口的限制。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了解，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在实际收入水平上的不均等情况并不是加剧了，而是减缓了许多。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使国内外的发展机遇均等化，但是如果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资产方面的不平等上，是不明智的。它是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的因素之一，却绝不是福利不均的决定因素。
贝克尔
评论
在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日益加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我和贝克尔所作的讨论中谈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贝克尔的评论焦点是关于研究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有媒体报道说对冲基金经理人、私募股权投资者、其他金融专家和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都会获得惊人的回报；软件工程师、蜂拥至华尔街的律师和医生也会获得高额的回报，一个在最高法院做过书记员的27岁年轻人的签约奖金就是20万美元。同时那些极其富有的人群也会对奢侈品产生极大的需求，比如专人客机、价值4 000万美元的房屋、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画和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汽车等。目前美国将近有800个亿万富翁，无数个百万富翁，而且每500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至少为100万美元。
现在我们来看看极端的收入不均问题。这里并不是把收入看做一个整体来分析，而把贫穷抛到一边。如果从传统的角度来分析，也许看不到最近几年有多大的变化。但是从1980年开始，个人收入的比例已经开始上升，而且极为富裕的人群比例由8％上升到了16％。这就是我所关注的收入极端化问题。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部分影响可能会降低边际税率，因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鼓励人们冒险。我们假设这样两个人：一个是年收入为10万美元的工人，他有稳定的工作作为保障；另一个是企业家，他有10％的概率会在今年获得100万美元的收入，但是有90％的可能在来年颗粒无收。这两个人的年均收入是等同的，但是过高的累进税会使企业家自身的税后收入低于那位工人。大多数位于收入分配前列的人都是风险爱好者，而且很幸运；那些不幸运的风险爱好者会很快跌落到收入分配的底部。一个群体可以慢慢富裕起来，但这并不表明每个人都会富裕。
近几年富人的边际税率并没有提高多少，但是所得税率却从2001年开始就提高了。在财富激增的趋势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智商人群获得的报酬越来越高。在金融、软件等复杂的行业取得显著的成绩，与个人的智商水平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企业不断创新，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回报越来越多，市场规模也在逐渐增大。
我对于富人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影响更感兴趣。有人会问：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即使是联邦税率而非累进税在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累进税）但是收入分配越不均，富人所要承担的税率就越高。事实上，在今天收入水平位于前1％的富人所承担的税收比全部联邦所得税总额的1/3还要高。极富的富人还会为艺术、高风险投资（实际上，艺术也属于高风险投资）以及慈善事业捐款。其他美国人并不对这些富人有任何羡慕之情，部分原因是由于荒谬但实际存在的“涓滴效应”。部分原因是由于慈善事业，但更多的是诸如微软视窗这类产品所带来的巨大的消费者剩余。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边际收入水平的降低，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个人的福利水平。再者，真正的财富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多样化水平提高的表现，这些方面的改进将有利于社会。
但这并不是说存在极高收入阶层就是好的。这对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三方面潜在的弊端：
1。高智商人群在私营公司中能获得高额的回报，并且收入会不断增加，这会使他们不愿选择某些职业，比如政府服务、基础科学和教育。因此，公共服务和公共教育的质量呈现下降趋势。
2。国外大量的慈善事业会对惯常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比如盖茨基金会这样大型的慈善机构，其发展目标就不与美国这个国家的目标一致。
3。个人自身的才能与禀赋可能会在政治竞争方面产生不协调的作用。当然，自身具有的高素质会使候选人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也可能使那些不愿意当候选人的人对其他候选人和政策产生影响，比如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和乔治·索罗斯。索罗斯一个非常聪明的投机者，但他没有政治的洞察力与智慧；斯凯夫继承了一大笔财富，但是他自身的综合素质欠佳。然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花费巨额的竞选费用，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资金支持，这种政治生涯对于那些没有多少财富的人来说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他们不会过多地关注政策，而只是倚仗那些利益集团。
那么，这些后果严重到需要采取改进措施吗？我并不这样认为，除非他们能够提供保留或增加房产税的充分理由。房产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要远远小于收入税。
波斯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