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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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 １８５８ 年天津条约第 ５２ 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
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１８９６
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 ５９０００ 吨，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
国 ２８０００ 吨，德国 ２３０００ 吨，美国 １８０００ 吨。１９０８ 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
的总吨数达到 ７００００ 吨；有舰只 ３３ 艘，其中装甲巡洋舰 ４ 艘，二级巡洋舰 ２
艘，其他 ２７ 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
“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１９００ 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 ２０ 世纪
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
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
① 范宣德：《在华治外法权制度：最后状态》，第 26 页。
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 １９ 世纪末，作为租借
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
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 １９０３ 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
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
国的长江巡逻队——从 １９０８ 年至 １９１９ 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
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 ６ 至 ８ 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
着 １５ 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
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
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 ２０ 世纪初期比在 １９ 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
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
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 １９１３ 年有 ５９ 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 １０００
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 １５ 个国籍的连队）。１８９８ 年从中国夺
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 １９０１ 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
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
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
这个城市之外。①
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
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 ２３００ 人。有 ２１００ 名官兵的四个日本营在 １９１４ 年取代了
山东的德国人，驻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沿线，直到 １９２２ 年。他们得到人数众
多的宪兵队的支持。１９１１ 年汉口的战斗，导致英、德、俄、日四国派军队前
往该港口去保护它们各自的公民。除了日本兵，其余三国在 １９１２ 年都撤军；
日本的一个有 ５００ 名士兵的营与几支特种兵分遣队在 １９２２ 年前一直留在汉
口。日本在辽阳的租借地内设大本营，通常在南满驻扎一个配备支援性骑兵
和炮兵的满员陆军师。１９２０ 年，总数达 １００００ 名俄国和日本士兵的 １６ 个铁
路卫队营，驻扎于中东铁路区和南满铁路区一带。这些铁路卫队的出现，是
根据 １９０５ 年俄日缔结的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虽然中国人曾经断言，他们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签订的承认把辽东和南满铁路从俄国转给日本的协定中没有同
意这样做。１９２０ 年，在满洲租借地的日本警察有 ８１１ 人，另外在南满铁路区
和安东－沈阳铁路区的警察有 １０５２ 人。①
像长江的炮舰那样，所有这些外国士兵和警察也许也不是难以对付的军
① 在 1913 年，北京使馆区卫队共有 2075 人（370 名英国人、309 名美国人、307 名日本人、301 名俄国人、
288 名法国人、199 名意大利人、151 名德国人、64 名奥地利人、35 名荷兰人和 31 名比利时人。）到 1922
年，总人数减到 997 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由于丧失了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的分队也随之消失，其余
的分队（除美国人总数达 354 人外）也多少削减了人数。1913 年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人数达 6219 人（2218
名英国人、1021 名法国人、975 名美国人、883 名日本人、808 名俄国人、282 名德国人、21 名奥地利人和
11 名意大利人）。1922 年的总人数为 2720 人（982 名法国人、762 名日本人、504 名美国人和 472 名英国
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地段，1913 年驻
有外国部队 1253 人，1922 年驻有 602 人。
① 《中华年鉴，1919—1920 年》，第 333 页；《中华年鉴，1923 年》，第 603—604 页；《华盛顿限制军
备会议，1921 年 11 月 21 日—1922 年 2 月 6 日》，第 988—998 页。
事力量。即使他们的存在在中国被迫同意的国际协定（如辛丑和约）中，有
一定的法律根据，但他们仍赤裸裸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在日本不顾中国
人屡次抗议而占领了满洲和山东铁路区的事件中，更是确凿无疑的。比这种
外国军事占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这也许是可以争辩的）更加重要的是，人
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
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
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
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
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
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
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
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
团，它由 １５ 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１９０５ 年与瑞典分离）和
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 １８ 个，但
是在 １９１３ 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１１
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
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
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
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 １８７６ 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
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１９０６ 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
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
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 １９１３ 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
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
到 １９２０ 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
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
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
完全了解的事务。①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１９００ 至 １９０６ 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
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１９１７ 年及以后几
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
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
职，然后在 １８９５ 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
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
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
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
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128 页。
②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128 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 35 页。
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
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
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
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１８９８ 至 １９０５ 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
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０９ 年任职的柔克义，是
一名职业外交官，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
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
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１９０９ 至 １９１３ 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
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
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１９ 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
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
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１９２２ 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
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
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
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 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２ 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
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
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
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
选它的汉务参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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