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巴方-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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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兴趣的，是载于其《海内经》中的这样一段话：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单看这句话，一点文采也没有，平白、直露，但又语气从容，勿庸置疑。也正因为它没有文采，我们才可以痛快地排除当初那位不知名的作者可能存在的其它动机，而更多地相信这句话的真实——西南某地有“巴国”，它的臣民是“巴人”！
可是，除了“太皞”在人们脑海里还多少有些印象以外，“咸鸟”、“乘厘”、“后照”都十分陌生。是人名？地名？物名？还是某种仪式或活动的称谓？不知道。
《山海经》里关于巴国的记载，其实还不止这一句。《大荒北经》里记录了一个怪异的形象：“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海内南经》里还提到夏帝“启”的一个臣子名叫“孟涂”，曾经“司神于巴”，更是一个身份明确的巴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确切的文献中提到“巴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巴人之谜
“巴人之谜”，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最为引人关注的历史谜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蜀铜器”出土，巴文化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近些年三峡地区和鄂西清江流域丰硕的考古成果，更使巴人之谜再度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
巴人从哪里来？跟我们有关系吗？他们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搅起那么大的风浪，却又最终选择了沉默？曾经的巴国与中原文明之间究竟有过哪些纠缠？它的强盛和衰落又寓示着什么？
所幸的是，这个古老的方国并不像亚特兰蒂斯那样虚无漂渺，反而留下了不少线索。它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公元前316年就已衰亡，为强大的秦国所灭。这一年，孟子57岁，庄子54岁，屈原25岁，西方的柏拉图刚去世31年。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记录历史的制度。因此，《山海经》以后，不论是在晋代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还是在《左传》、《世本》、《史记》、《后汉书》等著作中，我们都能找到巴人的身影。
从有限的典籍中我们得知，在公元前人类启蒙时期的漫长岁月，古代的巴人集团至少存在了2000年，他们的足迹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夏禹问鼎中原之前即已立国。由他们所建立的巴国曾经雄踞中华，一度“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盛极一时。如果说大西洲的传说还令人将信将疑的话，那么东方的巴人却是真实地存在于远古的中华大地。
说也奇怪，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是他们的文字没有形成系统，还是对自己的历史没来得及进行书面记录，拟或是有过自己的文字和记录却因为其它的原因没能流传于世？不得而知。古代的巴民族早在秦汉时期就已随着巴国的灭亡而四分五裂，其民族的早期历史在先秦时期的记载中也大多被忽略。散录于其他古代文献中的早期巴族事迹，或只言片语、吞吞吐吐，或怪异离奇、传闻追述，使得巴人的来龙去脉依然迷雾缭绕。
有人要问，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曾经短暂出现而又最终消亡的方国、城邦数不胜数，怎么偏偏抓住巴人和巴国不放？就拿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来说，史传“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8226；观世》），或曰“……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国。”（《荀子&；#8226；儒效》） ，可见当时已是小国林立。再往后一些，单是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名就有一百二十八个！它们为什么都没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而唯独一个巴国，在它灭亡两千多年以后，却闹起这么大的动静？
解释这个问题多少有些麻烦。因为，这要从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变的儒家文化背景说起。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自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撰写历史的一只笔，就无一例外地捏在儒家文化人手里，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手法大同小异。他们按照自己对文化和文明的认知，对手头拥有的史料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取舍，只有那些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才得以传世，可以想象，留给后人的自然就是一个口径一致的历史。而那些不幸被删减的内容，则不得不沦为野史或传奇，任其自生自灭了。
这有些像走路。几千年前我们无意间走上一条单行道，然后顺着就一直走下来。单行道很平坦，走起来很舒服。可是很少有人想过，单行道以外的道路是什么样子。历史有没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层面，文明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幅模样？
所谓儒家文化，说到底，就是一套符合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这样一套框架下，从三皇五帝、中原逐鹿，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从最初牵强附会的禅让到后来图穷匕现的篡权，乃至再后来的诸侯争霸、七国归秦，以及几千年挂在嘴上且铭于五内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等等，这些中原文化的正统思想都有了统一的合乎儒家逻辑的解释，儒家的史论终于站住脚跟，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度的最厉害的思想武器和最持久的文化内核，甚至二十世纪以后西方传过来的唯物史观，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的传统。
不信你就去看看号称“信史”的《史记》吧！从黄帝轩辕氏开始，到始皇帝嬴政，中间的时间跨度近三千年，司马迁先生居然还能找到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秦始皇嬴政的先祖，是黄帝轩辕氏的嫡孙高阳（“五帝”之一的颛顼帝）的一个女性后代。说是某年春天，这位名唤“女修”的小姑娘正在织布，天上飞过一只燕子，飞着飞着忍不住下了个蛋，巧得很，小姑娘也刚好仰起头、张开嘴，这枚有趣的蛋就划了一道美妙的弧线，不偏不倚正好掉进她的肚子里，于是孕育了堂堂始皇帝的始祖“大业”。要说这故事并不新鲜，和商汤的始祖“契”的诞生是同一个版本，是司马迁把《诗经&；#8226；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描写，照搬到了女修身上。
司马迁这样编故事的目的，说白了，也就是想以血统的合理性来证明这些政权的合理性而已。到了汉高祖刘邦，实在和黄帝炎帝扯不上关系了，太史公就编出他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彼，梦与神遇”（曾经在水边做梦遇见天神），“蛟龙于其上”。老太太年轻时居然是和谁也没见过、但谁也不能不敬畏的“蛟龙”发生过*，这才生下了刘邦。刘邦是正版“龙种”，自然天命所归！有了这个故事作背景，于是自刘邦以后，中国皇帝便以“龙”自居，号称“真龙天子”。“龙”这种想象中的动物，从此被推上了神坛，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凡此种种，正因为儒家文人对历史的主观干预，精心构筑了以人伦为主线的华夏文化体系，凡是不符合这一套评价标准的非“夷”即“蛮”，人们终于逐渐淡忘了文明传播的其它可能的路径。
“敬天法祖”、“尊王攘夷”这些儒家观念，为战乱不息的古代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思想体系和伦理秩序，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但对于所谓“蛮夷”，未免不公！
因为除了儒家史论提供的这条线索之外，文明是可以另僻蹊径的。在另一条平行的线索上，它可能和中原文明有重合，有冲突，有交汇，但总体而言，它采取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方式。你看如今中东地区以石油为核心的资源经济模式，和世界上其它老老实实经营工业、农业的国家相比，就另类得让人有些眼红。
巴文化就是这样。它不属于我们熟知的炎黄文化和周天子的嫡系，也和书本上经常提到的那些游牧和农耕文明没有太大关系。它时而臣服，时而叛逆，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当我们沿着所谓的中原正统文明向上追溯，我们看到，在武王姬发的封神榜上，在牧野之战的战车辕前，在商王武丁和王后妇好的包围圈里，在“夏后启之臣”孟涂的家乡丹阳，在大禹治水后会盟诸侯的会稽，不管走多远，都能找到巴人的身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巴人之谜”，就等于找到了弄清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一条暗道。
事实上，巴文化最终也没能真正融入中原正统文化的体系，因而成为华夏文明板块上一块巨大的暗影。这样看来，所谓的巴人之谜，倒有点像我们身边不远的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由于难以言明的原因，他在另一条大致平行的小路上与我们同行了五千年，而我们却始终看不清，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用心去端详过他的真实面貌！
可能，这也是巴人之谜能引人入胜的另一个原因。往小里说，它是想弄清一段说不太清楚的历史，找到那些曾经多少年都没能看清的缄默的面孔。往大了说，它是在还原一段被王权思想有意忽略的真实，是充满好奇的当代探险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一次集体叛乱，是察觉到一丝野性基因的华夏后裔对所谓“蛮夷”的一次探亲之旅！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桀骜不驯的巴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从古籍的零星记载和古代器物残存的铭文中我们发现，古代巴国从立国到灭亡的两千多年，至少发生过六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巴国的历史，从头到尾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而这六次战争彼此之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在巴国和周边列强的恩怨里，应该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它是如此的引人入胜，以至于多少人为之呕心沥血，为之扼腕长叹。
虽然我们不敢妄言去解开这些谜团，但至少可以拾起巴人留下的短剑，点燃熄灭已久的火炬，跳上独木舟，做一回真正的探险者：到丛林深处去寻找河的上游，到“琶裰比ツぐ�*黑蛇，到“血流飘杵”的战场，到前后六次惊心动魄、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去寻访失落已久的巴国！
忧伤的神女
这是一个实在太古老的故事，古老得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还是挑一个比较熟悉的人物开头，比如屈原！1997年屈原故里——湖北秭归县乐平里的考古发掘，证实屈原很可能也是巴人一脉。屈原诗歌里的梦幻色彩，明显带有浓郁的巫的元素。看来，正是巴文化的意蕴，孕育了《离骚》和《天问》，成就了楚辞的华章。
屈原的知名度算是高的，知道他弟子宋玉的少一些。此人才思敏捷，辞赋华美，历史上与屈原齐名，笔下功夫甚是了得。这人可不像他的老师屈原那样一本正经、常常板起面孔，他虽然才华横溢，却又平易近人，“体貌闲丽”，“又性好色”，很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