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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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亦与有责也。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散会后，我回外部，与参事顾少川商拟复日使照会稿。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然我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请少川以英文译述，亦觉妥当。脱稿时已逾四时，假眠片刻。黎明后，余即携稿入府。总统已在办公厅，状甚兴奋，似未睡眠。正在阅稿时，日使馆即来电话，请余接话。余接话时，知系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我答必在期内发出。他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它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我答知道了，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可知我方举动，彼均留意侦悉。总统听了，叹了一口气，即命内史长阮斗瞻重拟一稿，将我原稿交阅，且说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只要简单。惟于末尾称，除第五项外余照允等语。后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余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岂知阅后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议，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施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事后，总统有告诫百僚书，语极沉痛，因手头无此书，从略。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租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四五　总统感国耻气忿发奋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弊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相入，杨皙子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渐生懈怠。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日置益公使回国之前，来辞行，杂谈移时，留他吃便饭。他说昨天向袁总统辞行，也谈了不少话。我就说袁总统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他常对我说，亲善要相互的，譬如我刚伸手跟他握手，他反伸手掴我一记，这样怎能讲亲善？我觉得贵国对前清，似比对袁总统要好得多，是否因为国体改革之故？他说非也，贵国改革后，若使孙中山先生当元首，没有可说，因孙先生向主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大官。袁氏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改革后，无论如何巧妙，自己做总统，在日本人看来总不免有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同一的观念。这观念还是从贵国传来的。我说，中国不比贵国，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历代嬗递。篡夺之事，不是史无前例。袁氏对清，力争优待条件，即是报答先朝之意，若使孙先生作总统，不可能有优待条件。他说这话亦对，不过假使那时定为君主立宪，仍存清室，只留君位，规定宪法，满人不得干预政治，南方亦可能迁就。袁氏以任何最高名义，仍可独揽大权，即做摄政王，亦可没此嫌疑了。又慎重说，此是我个人私意，作为闲谈而已，言罢兴辞而出。可见日本对袁氏，不免有此成见，我亦不便报告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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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清华大学周寄梅奠基
北京设有俄文专修馆，经费由东清铁路拨充，故由外部管辖，所修只是俄文及外国史地等科。馆费由外部发拨，馆长亦由外部委派，前清由丞参掌管，民国后不入各司职掌，即由次长掌其事，事甚清简，每月不过由馆长报告用费而已。后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开办清华游美预备学校，因退款关系，清华亦归外部掌管。于是，在海淀清华园遗址，开办清华学校，初以周子廙（自齐）为校长，范静生（源廉）副之，以高中程度为止，毕业后择优送美国大学深造。后周寄梅（贻春）继任校长，建议以高中送美国大学，不能普及，不如改为大学，毕业后再择优送美国大学研究院，则大学人才普及，研究更加深造。余颇赞成，得总长同意，以每年退还赔款递增之程度，为逐渐设备大学之扩充，遂由寄梅拟订计划，先建图书馆，继建体育馆、大讲堂，更添置讲堂，添聘教授，又添造宿舍，及教授住宅学生寄宿舍等等。后又将清华园相连之其园遗址归并，为设立农学试验场之预备。终寄梅之任，清华大学已建立基础，后继者添置更新，益加完善。嗣后大学毕业送往美国大学研究院，既省了费，又多育人才，都是寄梅建议之功。寄梅向有功于清华，而其人严谨廉正，诲人不倦之精神，尤为可佩。他性恬淡，曾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美国退还赔款，逐年增加，偶有用于其他文化事业者。
　　时朱桂莘将热河故宫之宝物，移来北京，开放武英殿，陈列展览。以内务部无此经费，商之于余，拟于美国赔款项下拨二十万元，以成此举。余以热河行宫宝物久恐遗失，且有关发扬中国文化，遂允照拨。桂莘派员将热河行宫故物，用皮筏全部运京，一无损伤，修理武英殿陈列展览，内有历代名人书画，宋版书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桂莘此举诚有助于宣扬中国文化。今日故宫博物院所设者，即热河行宫之故物也。后又有请拨美款为文化事业者，余因预建大学，未之允，因而招怨亦难免，此亦后来遭祸之一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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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帝制运动先设筹安会
过了一时，由杨皙子（度）、孙毓筠、严又陵（复）、李燮和、刘师培、胡瑛等六人设立筹安会，讨论君宪与共和政体的利弊。先由晳子以此问题与美国顾问古德诺讨论，古氏不知晳子用意，即发表自己意见，谓*政治，岂可一蹴而就，即如美国，经过多少年后才立了*政治。以中国今日情形而论，还是宜于君主立宪，若行*立宪，为时尚早等语。晳子请他作一论文，古氏哪知有为人利用之意，遂写了一篇中国*政治尚早之文。虽是事实，然不应发表于中国已成共和政体之今日。参议曾叔度，又由皙子示意，请有贺长雄氏写了日本由立宪而强之文。有贺到底知道中国人作风，故此文不着边际。岂知晳子以日本立宪即指为君主立宪，以此两文为论据，在筹安会说，中国*共和，连东西学人都不赞成，将两氏论文发表于报纸，且为文引申其说，晳子本能文者也。有一次国务会议，内务朱总长（启钤）、司法章总长（宗祥）提议，谓外间有筹安会之设，发起者都是名流，昌言中国应改君主立宪政体，实属淆惑人心，且与现行刑法抵触，应如何处置？总统说，应由两总长警告该会主持人，只应在学理上讨论，若出了范围即为触犯现行法，应加以制止，其言很冠冕。讵两总长去告杨晳子，杨说，这是奉命而行，若要制止，请问芸台（项城长子）。两总长碰了钉子无言可答，只好相对无言而别。六人中有严又陵列名，都觉诧异。严氏向以学者闻于世，从未预政事，何以此次列名发起？后知严氏被杨晳子劝说几次，请其列名发起，严氏拒不允，后晳子竟不得同意将严名列入为发起人。并函告严氏，谓极峰授意，非借重大名不可，有方尊命乞宥等语。严氏得函，啼笑皆非，又不便声明，只好以消极抵制，不否认亦不到会。严氏为人倾佩之学者，故虽列名，人以为强逼，故多谅之。至其他诸人，都是攀龙附凤之徒，惟刘师培有文名，但是书呆子，不足轻重。从此筹安会大张旗鼓，讨论国体，昌言改制，无复顾忌。薛大可主办之某报，鼓吹尤力，无人再敢反对矣。其时项城拟派余以亲善专使名义，赴日本访问，为国会反对，未获成行。时章仲和为驻日公使，日政府已表欢迎，忽闻国会反对，颇为诧异。后改派熊希龄，日本不同意，改使汪大燮前往，遂聘阪谷芳郎为顾问而回。此举余颇感谢国会之反对，未获成行，设若使日成行，必更将无中生有，为我大造其谣言也。后肃政使忽提出两大参案，一是对熊秉三（希龄），一是对梁燕孙（士诒）。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