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电影-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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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雷想买下《落水狗》，但是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当你无法跟人竞争的时候，这是很让人感到沮丧的。”他说，“我要跟那些家伙一分钱一分钱地去抠。但是我们永远干不过人家。我索性认了，算了吧，干吗这样逼自己发疯？我们的定位就是如此，我们应该在既有定位上做得更聪明些才对，充分利用好我们能买到的影片。”刚开始那几年，做得最成功的一笔买卖就是拿到了约翰·达尔（John Dahl）的《最后的诱惑》（The Last Seduction）。1994年十月公司只付了30万美元就买下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而且在HBO播出后当年秋天继续在影院放映并获成功。这几乎是从未听说过的事。这部影片最后的总收入达到580万美元，如果说发展道路上有什么艰难的话——艰难也的确存在——几个合伙人已经兴奋得视而不见了。
昆汀·塔伦蒂诺出生于1963年3月27日，在洛杉矶南湾（South Bay）附近一片破败不堪的社区，由母亲在几位养父的帮助下抚养成人。母亲与其中一位男人结了婚，她的儿子就是以那位继父的名字命名的，成了昆汀·扎斯托皮尔（Quentin Zastoupil）。他经常转学，永远是一个有着古怪名字的新生，样子像非洲黑人； 厌恶体育。他完全是一个怪人，是个很不合群的家伙。“我是一个笨孩子，老跟不上班。”他常常独来独往、闷闷不乐，老想抓住一切机会逃课。他有时躲在卫生间里，一直等到妈妈去上班才出来，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打发掉剩下的时间，贪婪地阅读漫画或者看电视。在妈妈看来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他在15或16岁，大约九、十年级时就已辍学，后来干过各种零工，还上过表演班。1984年，他在曼哈顿海滩（Manhattan Beach）的影视资料馆（Video Archives）找了份工作，在每个南湾的电影怪人眼中，音像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他是看录像长大的新一代制片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完全不同于1970年代的所谓电影小子们，后者都上过电影学院，是在接受世界电影名著营养的哺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没有上过电影学院，我直接看电影。”他经常这样坦白，“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上电影学院。我也没有上过大学。我甚至都没有上过高中。我的电影学院就是尝试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我最好朋友的生日》（My Best Friend's Birthday）。我想，天呐，人们花一大笔钱去上大学，而我总是说，别用那笔钱去交学费，直接去拍一部影片吧！”
昆汀从前的一位朋友兼写作同仁罗杰·阿瓦里（Roger Avary）在影视资料馆工作过，也从帕萨迪那的设计艺术中心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退学。“在录像流行以前，我经常常租16毫米的拷贝，看了不少电影方面的书。”他回忆道，“那时听人说起电影时感觉就像神话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镇上有新影片上映，我都会抢着去看，只要能赶上。录像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突然间你有了两万多部片子可供欣赏。有一天，我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干吗要上电影学院，去听那些评论老派电影的讲座，你完全可以一天坐上8个或者10个小时去看电影，然后跟朋友们互相探讨。这是我们上过的最好的电影学院。”
随着录像时代的来临，一种高不可攀的文化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众文化，一下子揭掉了电影的阶级光环以及令法国天主教影评家如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等激动不已的影像的神秘性，因此催生了一代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美国电影导演以及想做电影导演的人群。（斯科塞斯差点当了牧师。）录像预示着一场新的电影革命。电影“本来就是大众化的艺术”，录像使电影的大众化走得更远，阿瓦里讲得更明确，这使得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影评家或者教师，这些电影宗教的牧师们——变得无足轻重。但是，电影学院所采取的短期培训班路线是以牺牲电影文化为代价的，即学术机构把向学生传承历史当作自己的事业的“伟大传统”。其实，教化的影响力这一充满喜悦感的纯真推迟了像塔伦蒂诺这样喜欢他们暴力艺术超过爱森斯坦或雷诺阿的年轻人的青春期，因此录像方便了一种新冷酷主义的诞生，而塔伦蒂诺就是其中最主要也最有成就的实践者。
买卖游戏 1992—1993（4）
阿瓦里长长的金发从脸的两侧像玉米缨子般披下来，他第一次见到塔伦蒂诺是在1984年，在影视资料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并不太在乎他。”他回忆道，“他是一个比我还资深的影迷，有着一个奇妙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脑，有着照相式的记忆力。我们一起轮流胡侃。如果他欣赏一部电影时，我就坚决抵制，只是为了挑战他。他会向我解释这部电影好在那里，我不喜欢是因为不对自己的路，接着我又会意识到我其实很喜欢。我对塔伦蒂诺也是如此，经过一阵这样的反复后，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店里那伙人会为影片里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没有什么影片会烂得在人心中激不起一点波澜，或者让朋友反目成仇——并且经常玩些恶作剧的游戏。录像带店后排有一个成人同性恋影片区，一天，异性恋者阿瓦里惊讶地发现他的朋友在那一区域贴了一张他的照片，他头顶上飘过一只气球，上面写着：“嘿，我是罗杰，我在影视资料馆工作，我很乐意向大家推荐X、Y、Z打头的影片。”阿瓦里回忆道，“他还开导我别太介意。昆汀个性中充满了某种诡异的成分。”
塔伦蒂诺跟阿瓦里一样一直在狂热地进行创作。但他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一个作家看待。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演，或者更好些，是为了当导演。“当了演员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说，“除非我成为他妈的大牌明星，否则，我到了50多岁还得试镜，像我的那些英雄们一样，他们可都是性格演员。我还注意到，独立制片电影对自己的演员们没有做出多大贡献。出名的是导演而不是演员。一个导演拍出一部独立影片后会接着去拍下一部。”
影视资料馆的那帮人互相读对方的手稿，研究琢磨场景和对话。“我们想成为科恩兄弟，他想当伊桑，我想当乔尔。”塔伦蒂诺说。1987年，当塔伦蒂诺问他的朋友是否同意根据他的《直通道》（the Open Road）写一个短剧时，阿瓦里毫不犹豫地说可以。“这时，我已经开始喜欢昆汀了。”他说，“过了几个月，昆汀拿着厚厚的一堆稿纸来了，全是手写——几乎无法辨认，很多单词是根据读音拼写出来的，也不在乎语法和标点符号，稿纸被粘贴得不成样子。他几乎把自己想写的一切都塞进一个本子里，《落水狗》、《天生杀人狂》、《低俗小说》（Pulp Fiction）里的片段全都荟萃其中。他是完全照着自己说话习惯写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声音的调子。我看到最后时伤心极了，里面几乎没有一点我原创的影子，但是他给这部作品注入了情感和灵魂，比我写的高明。我说：‘你得把它打印出来，没有人会费这么大劲把它看完的。最后你得把它拍出来。’”它就是后来的《真实的罗曼史》。
1989年，经过5年的辛苦奋斗，塔伦蒂诺决定拍自己的东西。他说：“整整6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闭门思过，我常常整个通宵逐一反省和清点自己一生中做错的事情，反省自己为什么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质问自己，你完全是个混账，你知道吗？这种反省对我不断进步很有用。比如，我会说，你根据影视资料馆的朋友来判断自己的进步程度，跟他们进行比较，你干的毫无意义的事太多了，但是他们迄今为止谁也不关心一生的职业设计。你应该尽快他妈的离开南湾，辞了影像资料馆的工作，去他妈的好莱坞，因为到那里你才会有作为。如果你跟跑得快的一伙人一起跑，你才会跑得更快，即便你是最后一个。那天深夜，我已经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了。”
1990年秋季，塔伦蒂诺和阿瓦里决定写一部短片的剧本，从理论上讲应该比剧情长片容易拍摄。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人愿意投资拍短片，最后这部短剧又演变成一个三部曲，分别由塔伦蒂诺、阿瓦里和一位从来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导演拍摄。最后每部又被作者扩展成剧情片，阿瓦里的演变成《喧嚣年代》（Pandemonium Reigns），塔伦蒂诺的演变成《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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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5）
塔伦蒂诺钓到劳伦斯·本德（Lawrence Bender）这位前舞蹈家兼演员来投资。本德把剧本转交给哈维·凯特尔，他答应出演。在导演蒙特·海尔曼（Monte Hellman； 《双行道》［Two Lane Blacktop］的帮助下，剧本最终送到Live Entertainment公司的理查德·格拉德斯坦手中，这家公司由乔斯·梅嫩德斯（Jose Menendez）经营，直到1996年他在看电视时被儿子枪杀身亡。“蒙特把剧本寄到我家里而不是办公室，我回家打开包裹，然后从第一页读起来。”据格拉德斯坦回忆道，“封面上写着：《落水狗》，编剧、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看到这里时我有点吃惊。稿子上还特别标明‘最后一稿’几个字。我一放下钥匙就开始读起来，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我完全被震住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塔伦蒂诺的态度很明确，他不愿自己被边缘化。他说：“我要自己拍这部影片，不行就在自己家后院用我的摄像机来拍，无论它会花我3天或者3个月、3年时间。”他跟格拉德斯坦谈得很投机。后者决定跟这家伙做这部影片。
当时，Live Entertainment公司从不根据剧本进行预算安排，格拉德斯坦找到自己的老板说：“很有录像的票房价值，里面全是一群持枪的家伙，哈维·凯特尔主演，影院放映结束后我们可以卖出多少盘录像带？”回答是，每盘56元，总共可卖出50万盘。据塔伦蒂诺回忆：“Live Entertainment公司打算跟哈维和别的什么人投资200万元拍这部影片，我们找不到任何别人。我们只有‘哈维和别的什么人’。最后没有合作成。后来Live Entertainment公司说：‘好吧，如果找不到别人，我们就跟哈维合作。’我听到后很震惊。‘如果你拍一部影片’和‘你拍了一部影片’之间有很大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电影都跟自我有关。按照塔伦蒂诺的成长史来解读《落水狗》剧本，他的出场就像一只从音像店的蚕蛹里飞出来的古怪的蝴蝶，不难看出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自己创造的过程。影片中充满了来自他蛰伏了5年的影视资料馆的笑话、双关语和对话的片段，还有那帮伪装过的先生其实就代表着资料馆的同仁们，塔伦蒂诺这位已经离开，事实上已经导了一部剧情片的家伙——在影片中摇身一变成为“橙色”先生；他出卖了大家，爱着他的小偷“白色”先生原谅了他。《落水狗》表达了塔伦蒂诺对朋友们的复杂的内疚感，先是利用他们随后又离弃了他们，同时流露出对从未经历过的、由一位父亲主持的洗礼的渴望，但是这种渴望又在扮演“白色”先生同时又是这部影片教父的凯特尔身上实现了。
就在影片列上投拍日程之际，塔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