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虫儿(全本)-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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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幅画儿是他公开承认的，那就是元代倪瓒的设色山水《山阴丘壑图》。这幅图是福大爷送给冯爷的，他说是在一大卷子发了霉的旧书画里挑出来的。
您会问了，怎么福大爷也帮着冯爷捡上了画儿了？敢情“文革”初期，红卫兵几乎把所有过去的老物件都当成了“四旧”，抄家抄出来的字画、古籍等等都往造纸厂送，没过几个月，此事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赶紧下达指示，抄家的文物一律先送到文物局。
当时的文物局紧急从文物商店和博物馆调集了一批老人，对这些抄家没收的物件进行鉴定，然后进行保存，这么一来，送到造纸厂的旧书旧画儿就少了。同时造纸厂这儿也有人盯上了，如果冯爷还照先前那样可着劲儿地挑捡，福大爷担心会有人找麻烦，就让他回了家。
当时京城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虽说上边有指示，抄家抄出来的物件要交到文物部门，但那些抄家抄得红了眼的红卫兵小将，哪儿管什么文物不文物。只要是沾纸的旧东西，照样往造纸厂送。冯爷嘱咐福大爷，只要有字画儿，就给他留着。这样，福大爷每天就替冯爷捡画儿了，他对书画儿一点儿不懂，只要是裱过的字画儿他都捡出来，然后用废大字报包好，骑着车往家带。每天晚上，冯爷到他那儿去取。这幅倪瓒的设色山水画儿，就是这么来的。
倪瓒的名号及身世，冯爷在七八岁记历代画家名录时，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他原名倪珽，字元镇，号云林，史书上称他“性好洁而迂僻”，故人称倪迂。倪瓒擅长山水画儿，中国画里的“折带皴”写山石的画法，就是他首创的。倪瓒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号称“元四家”。元代的画家除了赵孟詈驼悦霞嵴飧缍偷盟嫡馑母鋈肆恕Ｍ趺墒钦悦项的外孙子，他的画儿融诸家所长，独创一格，画境以茂密、幽雅、秀丽见长，用笔于繁密之中见清逸；黄公望重视写生，每出必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辄为模记，他的山水，笔墨技法多种多样，“披麻皴”、“豆瓣皴”、“虬点皴”等均为他独创。他的画儿景物无穷，气势雄秀；倪瓒的画风跟王蒙、黄公望不同。他的画儿以简取胜，构图大都是平远山林、枯木竹石，笔墨十分精练，画面上流露出一种萧瑟之感。在元代的文人画中，倪瓒的画儿个性鲜明，疏朗的几笔，便能展现出幽深澹远之趣，表现出他内心的清高。每幅画儿上都有长长的题跋，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宋代的画儿有题跋的很少。倪瓒的画儿还有一个特点是，绝不在山水中画人物。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人物？他说：“今世那复有人？”由此可见他的画命意之深。
倪瓒的画儿大都以水墨为主，设色山水极少，所谓设色，就是带颜色的。冯爷早就知道倪瓒的设色山水画儿存世的只有一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故宫国宝南迁时被带走，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以他见到这幅设色山水《山阴丘壑图》，差点儿没乐疯喽。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那双“阴阳眼”了。
这幅画儿在他手里焐了七八年，一直不敢拿出来让人看。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冯爷从一位在博物馆上班的朋友那儿得知，有位在文物商店工作的老古玩商，“文革”初期，被调到文物局对查抄文物做鉴定，老爷子在一堆烂纸中发现了一幅倪瓒的设色山水《水竹居图》，最初有人怀疑这幅画是赝品，后来一查古籍，在明代张丑的《清河书画舫》里有著录。又经几个专家的掌眼，断定此画为倪瓒真迹，后来这幅画儿被博物馆所收藏。
冯爷得到这个信儿，心中暗喜，专门到博物馆看了这幅《水竹居图》，跟他手里的这幅《山阴丘壑图》风格一致，随后，他又到图书馆查了明代张丑的《清河书画舫》，明代汪珂玉的《珊瑚纲》，清代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清代吴升的《大观录》，还有《石渠宝笈重编》等十多部古籍，发现这些书里都提到了倪瓒的设色山水《山阴丘壑图》，不过，这些古籍上都著录着“早佚”二字，也就是说它早就散失于民间，找不到了。
冯爷细看了这幅画上倪瓒的题跋和钤印，左上角的元代释良琦的题跋，裱边还有元代几位名家的题跋以及项子京等十五位收藏鉴赏印十五方，自认为它就是倪瓒的真迹。之后，他找过国内几位书画鉴定大师掌眼，也没提出疑义。当然也有几位大师级鉴定家认为这幅画是伪作，但冯爷认为大师也有走眼的时候，别瞧他们是大师，眼力还不如他呢，所以只是“姑且听之，但不信之”。他只相信自己的眼力。
这幅画儿，他不掖着藏着，经常拿出来让人看，这倒不是他向人显摆什么，而是为了找到这幅画儿的本主儿。
他头二十年就对收藏圈儿里的人发了话：如果有谁能拿出证据，证明这幅画儿，是他的或者是他们家的，他当场奉还，分文不取。拿不出证据，也别来蒙事儿。当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斗胆找上门来，跟他索要这幅画。倒是有两位香港、台湾的大收藏家相中了这幅稀世珍品，一个要出九百万港币收他的这幅画儿，另一个出的价儿更高，一千万！这是十多年前的事儿。那会儿这可是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大数儿。
但冯爷听了没心惊，也没肉跳，他对此付之一笑：“这幅画儿，我压根儿就没打算卖，找得着本主儿，我就还给人家。找不着，我就拿它当镇宅之宝了。”
错来，头些年，冯爷卖过不少画儿。他手里的藏画儿太多了，不卖出点儿，他感到压手。他的藏画儿，一是当年从造纸厂捡的“漏儿”；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当代画家的画儿价位最低的时候，他掏钱买的；三是从他二大爷冯子才那儿继承下来的祖传遗产。
冯子才在“文革”前，刚刚从大学退了休，也多亏了他刚退休，哪边都不靠，既躲开了学校红卫兵的视线，也躲开了街道上红卫兵的骚扰，否则的话，他受冲击是必然的。因为解放前，他在国民政府的教育机构做过事儿，仅凭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
躲过了红卫兵的视线，当然家里的藏画儿便没受到伤耗。他是1975年去世的。咱们前文说了，他没儿子，三个闺女都不喜欢书画儿，而且当时“文革”还没结束，人们还把老的字画当“四旧”看，谁拿它当回事儿？所以冯子才决定把他所有的藏书藏画儿传给冯爷。冯爷是子才先生亲手培养起来的，而且是他的亲侄子，由他来继承自己的家产，也是应当应分的，因为子才的藏画儿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他父亲手里继承过来的。
子才先生是个明白人，虽然当时还处在“十年内乱”之中，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还是在临“走”前写了份遗嘱，让冯爷继承他的藏画儿名正言顺，免得三个女儿将来捯后账。他知道这些字画儿传给冯爷，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把它们卖了。
不过，在咽气之前，还是叮告了冯爷一番。这些字画儿，后来冯爷还真是一张没动，他出手的字画儿都是自己淘换的。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该走这一步，还是脚下的路自己没走好，让石头绊了一下，冯爷在继承这笔遗产不久，便走了月白运19 。说起来，还是没离开画儿。
第十二章
算起来，冯爷和钱小湄都属于“六九届”初中毕业生。他们这届学生不走运，小学六年级正准备考初中，赶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一九六八年复课“闹革命”，他们才一律就近入学，上了初中。在中学，人头儿刚混熟，上课的椅子还没坐热，发的书没翻几篇儿，转过年，便大拨儿轰，整班整班的学生，一个不能落，都奔了东北或内蒙生产建设兵团。
这届学生，除了后来自学成才，或恢复高考以后，自己考上大学的以外，满打满算，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要不怎么钱小湄把齐白石的号“寄萍老人”给看成了“霄巨老人”了呢。
冯爷本来也应该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去“战天斗地”，他也属于“大拨儿轰”里的一员，可是他是另类。
怎么说他是“另类”呢？中学，他只点了个卯20 ，便再没去学校。
为什么不上学呢？冯爷看破“红尘”了。上学无非也是搞大批判，批老师斗老师，搞阶级斗争，要不就是学工学农，改造世界观。他对这些人玩人的运动压根儿不感兴趣，不愿当“愤青”，索性独往独来，当了“社青”，即社会闲散青年。
冯爷喜欢画儿，他从小就立志考中央美院的绘画理论专业，这辈子就吃书画这碗饭了。但是“文革”一来，他的理想成了肥皂泡儿。他不想再跟“肥皂泡儿”较劲，心一灰意一冷，干脆自己玩吧。别人怎么“革命”，怎么折腾，他不管。他有自己的主意，而且他还有一身的爷劲，谁招惹了他，他的爷劲上来，爱谁是谁，他不论秧子。
没上学，但学校并没把他除名，“大拨儿”轰的时候，还是有他的人头份儿，把他分到了东北建设兵团。
钱小湄一看公布的名单，冯爷跟她分的是一个地方，便去找冯爷，动员他一起“打起背包就出发”。
冯爷看小湄的热情很高，不想给她泼凉水，但他玉碎不改白，竹焚不改节。一口咬定，坚决不去。不当“愤青”，也不当“知青”了，就当“社青”了！到了儿，小湄的热情也没能感化他。
“你呀，谁拿你也没辙！”小湄眼泪扑簌簌地说。她只好跟着“大拨儿”去了东北，冯爷则成了编外。
当时，每个中学生都有档案，这个档案是跟着人走的。冯爷没去东北，也算他中学毕了业，档案便转到了街道。他呢，也成了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无业青年。
那会儿，“无业青年”跟“无业游民”差不多，名声并不好听。冯爷却不管这一套，敢吃肉就不怕嘴油，别人爱叫什么叫什么，他照样玩儿他的。
可是他忘了人生没有避风港这句话。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社会，就离不开人的眼睛。您忘了有这么一句话：邻居眼睛两面镜，街坊心头一杆秤。可是这两面镜和一杆秤，在不同的时代却有不同的照法和秤法。冯爷这儿我行我素了，殊不知他的行踪已入了别人的法眼。
说这话是1975年的事儿。家住东城的程立伟来找冯爷，对他说他有一个亲戚从美国来北京探亲，想买两幅老画儿，但是到琉璃厂荣宝斋和文物商店转了转，觉得价钱太贵，而且走正规渠道，清康熙以前的画儿也不让出境，问冯爷有没有老画儿想出手，人家给的是美元，价儿不会太低。
冯爷当时看准了近代画家的画儿价钱很低，打算买一批，手头正需要钱。他一听这话便动了心。
程立伟比冯爷小五岁，所以管冯爷叫三哥。冯爷跟程立伟是当年在西单换纪念章的时候认识的，以后成了朋友，相互之间也常交换一些物件。那会儿程立伟已经开始玩邮票了，他对书画是外行，知道这里的水太深，没敢往里迈腿，但他认识的人多，路子比较野。
冯爷了解他，知道他的话里往往掺着水。果不其然，跟他说的那位“亲戚”见了面，冯爷细一问，哪儿是程立伟的亲戚呀，是他拐了两个弯儿认识的一个香港人。这位香港人，有四十多岁，个儿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