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德论施拉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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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一时期，当时的电影评论在调子上是带着福音性质的。我们都反对那种一成不变的老式影评人，他们只是在那里做评判，而非自己也投身进去，所以，宝琳当时很有影响力：她是个人民党党员，着力于改变人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启蒙他们，让那些对路的人都走进电影院，去看对路的电影———例如，她大张旗鼓地为戈达尔的《男性/女性》（Masculine/Feminine）做宣传。今天
的影评已经失去了这种锋芒，更多地成为一种供人消费的行业。
凯：戈达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影评人变成了导演，当时 对你来说，他是否算是一个榜样或者说是英雄？
保：《男性/女性》真正打动了我，它似乎做到了一部电影所能
做的全部。它是个人的、政治的、原创的、性感的；它是属于我们这 一代的电影，马克思和可口可乐一代的孩子们，它是我们的电影。
《精疲力竭》（Breathless）并不怎么能算是我们的电影，而《中国姑娘》（LaChinoise）＇3＇已经是一部好似在大街上设路障的电影了。你必须选定自己的立场：或支持《中国姑娘》，或反对它；我是支持
它的。
我在加州大学读的是电影评论课，涉及的实际操作并不多，但还是得拍部学生电影，8毫米作品，结果，我那部作品有很多地方都参考了戈达尔和《中国姑娘》。那是部毛泽东主义的电影，说的是革命学生抢占电视台和广播宣传机构的故事。我找了个法国学生来当男主角，他在片中经常会举起红宝书，念上几段毛主席
语录。
当时，学生和系里都有权决定谁能有机会去上拍电影的那部分课程，因为资源有限，只有少数学生能用到那些器材，我并没被选上：我被归入了被人遗忘的那一档，他们让我再去拍部作品出来。我出离愤怒，因为我觉得被选上的那些电影并没那么好。其中有一部是关于麦克阿瑟公园的纪录片，然后再切到那首同名歌曲，还有些蛋糕在雨中融化的画面等；虽然我那部作品也拍得很粗糙，但至少里面想法不少。所以我把这事当成了一个信号，我觉
得自己不会成为电影人，于是就继续埋头学习电影评论了。
凯：除了宝琳？凯尔，当时你还读谁写的评论？
保：在安德鲁？萨里斯（AndrewSarris）的鼓动下，《电影手册》（CahiersduCinéma）＇4＇当时有了英语版，除了这个，我还看《电影季刊》（FilmQuaterly）和《电影评论》（Filmment）。这事很奇怪：我有一书库的电影杂志和电影书，但所有的收藏都在差不多1972年年底戛然而止。在那之前的，我基本全都有：每一期的《电影手册》、每一期的《正片》（Positif）、每一期的《视与听》（SightandSound），还有那些不太多见的东西，比如每一期的《场景》（Se－
quence）。那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看，因为这是我自己选的职业。
然后，某一天你对自己说：“我不再那样了。”你不再看书看杂志，不用多少时间，一切就那么停了下来，十分奇妙。现在再让我看电影方面的书，几乎是不可能了。偶尔，差不多一年一次，会出现那么一本电影书，确实看了能给人启发，就像是关于好莱坞的犹太人的那本，或者是卡赞（EliaKazan）的自传，但是，那种传统的
电影书籍，我几乎是再也不会去碰了。
凯：你是否觉得，你和更早先的那些美国影评人之间，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保：我觉得，而且我自己也是某些传统的有力推进者。当初在
《电影》杂志社，我曾努力做过一件事，那就是为帕克？泰勒（ParkerTaylor）做宣传，我觉得他是位很重要的影评人，但却被局限在了同性恋电影的狭窄领域中，被他称作“电影之泛性爱”———相对于电影的双性爱观点———的观点也没能得到充分认识。他的作品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影评人第一节（3）
我影响很大。
凯：评论的时候，你更多地将电影看做一种文化现象，抑或只
对文本的近距离阅读感兴趣？
保：起初我是想要效法宝琳，对第一人称复数的自由运用———她直到现在仍这么做：“我们喜欢电影是因为一、二、三”———读完之后，起初你会同意这观点，但是随后再一想：“等等，我喜欢电影，真的是因为这些吗？”但她很有说服力，所以我发现自己也在按这方式写：“人们去看电影，是因为他们想和某种人物产生认同”云云。其实这就是将自己强加在读者身上，就等于是告诉他们，因为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你们也是。但是，之后我又受到了其他流派的影响，尤其是英国《银幕》（Screen）杂志的吉姆？基特
塞斯（JimKitses），宝琳的那一套和《银幕》的那一套正好相反。
凯：我想那应该是前结构主义时期的《银幕》吧？
保：对，是《青年林肯先生》（YoungMrLincoln）事件发生前的那个阶段＇5＇，之后他们发表了对该片的研讨分析结果，杂志的整个方向都因此改变，被重新定义。这事情是很李维斯式的；李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在他们那儿受崇拜。所以，当我开始受到吉姆的影响时———我每星期至少有五天是在和他谈电影；显然，除非自身本来就有基础，否则你是不会如此被其吸引的———事实
上，他所做的，就是将我带回到原本的神学训练之中。
我们的教堂在解释文本方面很强：看到一段《圣经》里的话，我们会追溯到希腊语或亚拉姆语的源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其解释，以弄清《圣经》的作者究竟想要说些什么。文本本身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如果里面有错误，那只能是翻译上的错误，因为它是
由上帝本人借助人手为媒而写就的。
我从小就接受那样的概念，所以《银幕》的理念正合我意，但是，这当然和宝琳的观点全然相左了。因为她认为，作为观众的我们，同样也是经验一部电影的参与者，我们对它的看法与它本身原有的品质同样具有价值。假设我们以某种方式来认识某部电影，那这一定也是文本中原本就有的，这绝不是什么错误或误读，所以，正如我们研究文本本身，我们也应该研究自己对影片的认
识。现如今，这两种学派在我看来是同等有效的。
凯：李维斯思想的另一面在于对传统、对准则、对公认价值的坚持。你当时是否也赞同这样的准则？
保：萨里斯为我们提供了美国电影的“圣经”，还据此创造出美国电影人的众神殿。对萨里斯的那些东西，你可以不时地表示不同意见，但基本上，那还是被大家接受的主流观点，并取代了宝琳的那套。总体的感觉就是，萨里斯的那套评估很精确，但宝琳的认识更在点子上———关于你对电影的那些感觉，如果你想看看别
人是怎么写的，那就得看宝琳的。
凯：你在加大的学习，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看电影上？
保：对。刚去加大的时候，我对电影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却没有足够的信息。看的电影还不够多。所以，在洛杉矶的头两年我一直拼命看电影，不干别的。我和其他四五个学生住在一起，他们都有着活跃的社交生活或性生活，但我却没有这些。我所做的就是看电影和写笔记。第一年结束，我翻看自己写的笔记，发现我每星期都看了二十至二十五部电影，剩余时间则出没于各个电影俱乐部，为自己将来的影评人事业打下基础。我的初恋是欧洲片，等欧洲片扫荡完毕之后，就轮到美国片了，萨里斯的那一套东西；很快，美国片也被扫干净了。然后我开始看默片，从格里菲斯（）到克拉伦斯？布朗（ClarenceBrown，1920年开始执导电影的美国早期导演，曾六次获得奥斯卡提名。———译注），一个都不放过，还有三四十年代的喜剧片，不过我还能记得我大致是在歌舞片之前停了下来。即使现在，我在歌舞片方面的知识仍然相当
薄弱，因为我那时就对这类演出没什么兴趣。
那真是一种很特别的学习过程，我是好莱坞电影人中的特例，是那个电影人时代的特例。他们从小就都受过这种折中主义的青春期口味的影响，渴求看到这样的演出，他们将这种男孩子的冒险故事和歌舞片视若瑰宝。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说，《古庙战茄声》（GungaDin）是活着的，对斯科塞斯来说，明尼里（Vin－centeMinnelli）是活着的，但对我来说，他们不是，在我的青春岁月
里，他们从来都不是活着的。
我以一种纯分析的方式来看待电影的发展历史，分析有哪些是令我感兴趣的；我会说：“好吧，现在我已经把霍克斯（HowardHawks）、福特（JohnFord）、沃尔什（RaoulWalsh）和斯特吉斯（JohnSturges）给扫干净了，或许现在应该沿着萨里斯的众神殿往下走了。”所以说，相比我那些同行，我是孤独的，我没有那些童年的电影记忆可以仰仗。我的童年记忆都和餐桌上的神学讨论、宗教的
皈依有关。完全没有和电影相关的记忆，就是这样。
但这样也有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它令我绝对地独立。当我开始进入电影这一行时，我从不觉得我要和任何人去竞争，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是唯一一个会那么做的人。无论我的朋友们有多成功，我都不在乎，因为我们拍的电影完全不同。我从没想过要去和谁拼个你死我活，沃尔特？希尔（WalterHill）拍他的约翰？福特电影，而我会去拍我的大急流城电影。这就是事情好的
一面。
不好的一面在于，我只有知识分子对于大众娱乐的认知，但却从没体会过小孩子是如何对其认知的。那些令我高兴，甚至由衷喜爱的电影，我并不知道如果带着青春期的感性来看它们，又会是什么感觉。这和摇滚乐不同，因为我记得自己小时候还听过摇滚，尽管那也是被禁止的。我和电影之间没有那种情感上的联系；事实上，这真是个让人倒霉的诅咒。宝琳？凯尔曾经评论过我的《帕蒂？赫斯特》（PattyHearst），说这是一位杰出电影人的作品，但却缺乏令观众去感受的那种能力。我讨厌听见这样的话，当然也不想去认可，但就其中说对了的那一面来说，那确实是因为我
是个不曾在成长阶段学过如何感受电影的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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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第二节（1）
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你每周贪婪地观看二十五部电影的那段时间里，你最热爱哪些电影？
保：我在加尔文大学的时候，主要受到伯格曼作品和那类超级知识分子电影的影响，去了洛杉矶后，我爱上了福特和雷诺阿，这两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导演，尽管同一时间我也爱上了布烈松。此外我也意识到，希区柯克是位伟大的电影人，而《眩晕》（Verti－
go）和《搜索者》（TheSearchers）都位居影史最伟大作品之列。
我在1969年遇到了雷诺阿。我们那儿有个叫乔尔？赖斯纳（JoelReisner）的人，他主持着一档广播节目，差不多算是我的老大。某天我正在写影评，他给我打来电话：“我喜欢你写的东西，你
愿意来我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