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哭-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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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夏夜，走廊里忽然响起氧气瓶的拖拉声、杂沓的脚步声。一阵喧闹之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后半夜，我一直清醒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只有远远的零星的几声咳嗽。我睁着两眼，窗外黑漆漆的。
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站在病房门口。太平间的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走了过来。他的母亲已经给他换上了新衣服，胸口放了一束鲜花。他爸爸把他抱到小推车上，蓝衣人给他盖上白布，缓缓地推车远去。他的父母跟在车后，脸上没有表情。
我没有和他说过话，我的同龄的本该同病相怜的病友。
接二连三地看到死亡，男女老少都有。两年间我长得很快，可能就是过早了解死亡的原故。死亡是我的催化剂。死亡是我的追逐者。我要快快跑，不小心就会被死神攫取，在奔跑中我成熟了，因为成熟我更多对生的眷念，对死的恐惧。命运会给我多少天呢？在这些天里的某一个晚上，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主持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呢？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
我真的上电视了。但不是我梦想的方式。我接受过一些善良人们的好意，我在舞台上向他们鞠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这是慈善组织举办的一个大型晚会。我站到舞台上，不是因为我的出色，而是因为我遭人怜悯。我懂得感激，我又觉得羞愧。我无法一一回报，但如果我还有时间，我愿我能够给需要的人带来生的希望。
又到了春天，我不知道哪一片绿叶会属于我。
大年初六，我到宏雅家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
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我看到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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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雅的微笑（6）
告别出来，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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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上（1）
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
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
“民工潮”是上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独特景观。在南京，外来打工者就有一百万人。对外来打工者而言，现实的困窘，他们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未来的希望，则是他们在一个城市逗留的理由，对许多身为父母的民工而言，希望不仅在于自己的未来，更在于孩子的未来。
而在城市边缘贫困的生活境况中成长的孩子，磨难教给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远离都市孩子的通病：懒散、自私、挥霍等，他们的许多品质，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他们完全能够成为我们城市的骄傲。
5月24日，建邺区。河南村民工子弟学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晨晨。晨晨爱笑，开朗、活泼——也害羞。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所想了解的，晨晨都说了。晨晨骑车回家。在学校门口——河南大街上，晨晨跟我挥手说再见。河南大街是一条满是灰尘的狭窄小道，小道旁的这所学校只是两排破旧的老屋，从幼儿园到初三，有数百名孩子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父母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
晨晨家住在清凉门大街旁的一间阴暗的小屋。我见到李晨晨的父亲李明华时，这位中年汉子正在拾掇门前蒸包子的蒸笼。李明华憨憨地笑着。他49岁，1969年12月从南京白下区大光路181号随父母下放到江苏灌云县穆圩公社。1977年到灌云饭店当了一名厨师，1992年下岗。下岗后就来了南京，踩三轮。他在灌云没有房子，也没有田地，现在的他，一家三口租住在南京清凉门大街大庄102号，一间16平方米的小屋。他说，我下放30年，一把年纪，户口无所谓了，可是这户口害了晨晨。
让我们回到1999年。1999年的9月。
晨晨11岁。
9月1日，9月2日，9月3日。
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爸爸喊我我不理他，妈妈喊我，我也不理她。
爸爸说让我到南京来上学的，现在，又说上不起。如果在灌云，我应该读四年级了。
我坐在门口看别的小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
妈妈说，跟我收破烂去。我只好跟她去。我不能天天在门口坐着。
妈妈说，借读费交不起，算啦。她在前面踩着三轮车，我跟在后面，挨家挨户地，收旧报纸、酒瓶。我能帮她称，帮她算钱。
爸爸什么话也不说，天天一早就出去踩三轮车，送货。
天黑了，我坐在门口等爸爸，可是爸爸喊我，我又不答应。
爸爸问我：“还是想上学？”
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
爸爸用手压压他三轮车的轮胎，擦擦灰，整整车厢。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9月就要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上学的事。
洪武路天桥边有一块工地，妈妈把三轮车停在空地上，上楼去收啤酒瓶，让我看车。
妈妈老不下来。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放学回来的孩子在马路对面，我凑过去，去看他们玩。我天天跟妈妈收破烂，没有朋友。
妈妈从楼上下来，喊我。
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
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
没人听懂她在说什么。
市容队员分开围观的人，带我们去了队长的办公室。队长说：“不哭，不哭。”队长给了我们一辆旧的、无人认领的三轮车。
我不跟妈妈去了，我跟着爸爸。爸爸是一家电器商场的送货员。他踩着三轮车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还可以推一把。爸爸送货，我跟着他去玩。
。。
城市边上（2）
9月已经完完全全地过去了。
爸爸送货到上新河的河南村，我跟着他。我们路过一座学校，上面写着“民工子弟学校”。送完货没有回家，爸爸带我过去。校长说，一学期的学费是440元。
我高兴了。问爸爸我能不能来，我想440元爸爸肯定是会有的。爸爸也高兴，说能来能来。我说，明天能不能来？爸爸说，能来。
我坐在爸爸的三轮车上回家，爸爸把车子踩得飞快。我哼哼呀呀地唱着，爸爸问我唱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爸爸呵呵地笑着。才一会儿，就到家了。
我找书包，找笔，找本子。其实都挂在我的床头。我的床在半空中。因为房子太小了，放一张爸爸妈妈的床，再放一张吃饭的桌子，就没有地方了，所以我的床只能靠墙吊着，吊在桌子上方的半空中。
爸爸没吃晚饭就出去了。我没有等他回来，我说我明天还要上学呢，妈妈，我就早点睡了。妈妈说早点睡吧。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忙忙碌碌，她总有忙不完的家务，她靠着床怔怔地坐着，我迷迷糊糊，一会儿，就睡了。
爸爸没有送货，一早就用三轮车带我去了学校。
爸爸去缴费，我缩在他的后面。
爸爸说，先缴240块，还有200块，要过些日子……也不会太长。
校长不说话，我从爸爸的后面伸出脑袋，紧张地盯着她的脸看。
校长翻着我的材料——“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中考一等奖”……“钱晚一点就晚一点，不要紧，不要紧。”
我去了四年级的教室。
因为来晚了，我没有书，天天拿本子抄课文。这个我不怕。只是，过去在灌云学的课本跟这里不一样，而且，一个多月没来，拉下很多的功课。我拼命赶。
我12岁了，我已经长大。妈妈已经不收破烂，改做卖菜的生意，她让我跟她一起去菜场拿菜。
菜场在下关的白云亭。每天夜里3点就出发了。冬天的3点夜很黑，摸索着起来，迷迷糊糊就蹬着三轮车出去了。我踩，妈妈坐在车上。
菜场已经全是人。妈妈眼睛近视，菜上的虫眼啦、烂叶子啦，她什么也看不清，这全要靠我。回去的时候，车子就装满了菜秧、土豆、萝卜、冬瓜，冬瓜最重了。一车有300斤。我踩，妈妈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帮我推。而这个时候，爸爸也已经踩了他的三轮车，帮商场提货去了。
到家，洗洗弄弄，吃完饭，已是6点多，我骑了自行车，飞一般地去上学。上学，是绝不能迟到的。卖菜的事，就全是妈妈的了。
不过周六、周日，卖菜还是我去，妈妈跟我后面。卖菜，就是踩了三轮车，一路走着，叫卖着。我从来不喊，都是妈妈喊，“卖菜噢，卖菜噢！”。我喊不出来。有人来买了，我低着头称菜、收钱，一声不吭。总有人问我妈：“你女儿上不上学？”妈妈说：“上，上。”好多的人就多多地买我们的菜，而且，挑也不挑，大把大把地抓了往袋子里放。有时候，找给他们的零钱也不要。“算了，算了。”他们拎了菜，逃一样飞快地就走了。我还是一声不吭，可是我全知道。妈妈是个爱流泪的人，菜早早卖完了，回去的路上，走着走着，她就流下泪来。
五年级结束，妈妈又跟我说，算啦，别上了。爸爸不说话。学费又缴不起了。我说：“不上了。”我也不想上了。太累了，压力太大。每天3点钟的去菜场拿菜，让我精疲力尽。学习又是绝对不能落后。
开学了。我去卖菜。
不去上学才两天，校长来到我家。跟爸爸讲，不读书，这孩子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学费我们全免了，中午的饭，也在学校吃。
我又上学了。爸爸少干了一份半夜给商场提货的工作，他帮妈妈去拿菜。当然，周六、周日，拿菜、卖菜的事，我是要做的。
我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学习了，成绩开始好起来，经常，考第一。
我上初一了。从上初一的第一天起，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算过了，从初一到初三，六个学期，每学期期中、期末各考一次，整个初中应该考12次，12次，我每次都要考第一。
城市边上（3）
我上初一之后，妈妈已经不卖菜了，改卖旺鸡蛋。就在清凉门大街上的“好又多”门口卖。
我下午5点放学，放学了，就赶到“好又多”门口去替妈妈。妈妈回家还有好多事要做。卖旺鸡蛋，真是快活的活儿。只要坐在那里，就行了。从下午5点，要卖到夜里11点，我没有时间做作业，只好在“旺鸡蛋”的摊子旁铺开作业本。天天这样。
许多常来常往的人已经认出我了。他们常常特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