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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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弹以及12枚越式手榴弹。另外还有4箱上海生产的压缩饼干和20个急救包，15瓶云南白药，一部中国造的139型军用接收机，一副软天线，另有一部美制小型1W发信机使用的电键，还有两副耳机，两盒备用电池却是中国造的产品。在村子入口处则找出5支苏式步骑枪和子弹袋。
两个越南女人，有一个双腿被打断，躺倒在水塘边的地上呻吟不止；一个被枪托打得满面血污的越南女人，抱着头，跪坐在死去的同伙与两头死水牛旁边低声哭泣。
后来经审讯，这两个被俘虏的越南女人供认，她们两个人与被打死的一个女人的确是越南高平地区特工团队员，双腿被打断的那个女人是组长，少尉军衔，头部受伤的是上士；另外一个女人以及从甘蔗地出来向三排开枪的两个女人则是当地的民兵，除此之外，高平越军851团1营2连的一个加强排也参加了本次袭击行动；在村子茅屋里面的几个妇女，是战争打响之前刚下发给枪的村民。
她们这个小组是两天前才转移到这里的小村子。出来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当前中国军队在这高平一带部署的动态情报，侦察指挥部，后勤补给地点和炮兵活动位置等等，并伺机袭击中国军队要害单位、车队车辆与指挥员，捕捉中国军队零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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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驶离高平市无名村子后，沿着4号公路急匆匆地消失在北部群山的折褶里。现在，它正急速地越过了水口大桥，在龙州至凭祥的零公里处停了下来。前面有一道石砌的院门拱起在公路上。它建成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并经常有一些越过边境的越南人偷偷埋下竹签和地雷。这时，从石砌的门岗里走出一个哨兵，站在救护车旁，验了通行证。他举手敬礼，打开巨大的铁门。
救护车驶入两旁直径几尺的橡树和凤尾竹拱盖着的上山的公路。这条路曲曲弯弯，爬上一座小山，眼前接着出现突出于参天大树之上的一座灰色炮台；接着，又出现了大片优雅的古老的树林，依山而筑起的纯粹的长墙，前面有一片草坪，是直升运输机起落点。这长墙始建于1885年2月。当时法国人和越南人的军队共一万多人，在尼格里率领下向中国发动了进攻。负责南线的广西巡抚潘鼎新没有和法国人接战，就先一把火烧毁谅山城，仓皇北撤。他不但撤到镇南关，而且一路逃到关内140里的龙州，丢掉了所有的粮饷、军火。这样，法国人的军队又沿着他的脚印，打进了镇南关。七十岁的老将冯子材当时被推举为前敌领军，他团结王德榜、王孝祺等各军进驻镇南关，在隘口筑起一道横跨东、西两岭的三里多长的城墙；并在墙外挖掘壕沟，两岭修筑炮台。他精密布置了各路军兵，等待法军。
1885年3月23日清晨，尼格里统率法国军队分三路攻关，并占领了炮台，猛烈轰击隘口长墙；法军爬上了长墙，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这时冯子材不得不挺着长矛冲出墙外，督军死战，他两个儿子也紧跟在他后面，一个一个冲入了法军的阵地。这样，他们在东岭七上七下，25日才向法国军队发动了总攻，最后收复了文渊和谅山—
现在长墙前的草坪上一排戴着钢盔背背囊的中国士兵正在做间距有严格规定的队形排列，前进、后退、展开、靠拢，剌刀尖在南方的热辣辣阳光下闪着寒光。十几幢野战医院的楼房，高低错落，整齐划一地排列在长墙下、草坪尽头。那里有人正在忙忙碌碌地走动。黑子就是被人从这里推进了一个更宽敞的病室，这里更加豁亮一些，因为一面是由长方形玻璃嵌的大窗子。从这里可以看清门诊大门前盛开的红白相间的龙眼花、草坪，以及远处的树林。那些能下地活动的士兵穿着白色或者带蓝花条纹的病号服，或在屋檐下帮助护士刈草，排除沟沿里的脏物，或在阅览室读书看报。可是在病房里，在痛苦的长廊里，有不少士兵在躺着。他们的目光是内向的，思念着亲人。或许有些人正在痊愈，身上由于痊愈而酸痛、发痒。有些人缓慢地活动着手指，有些人握着帮助他们在地上活动身体的特殊健身小吊架。护士们在病房的过道里转移脚步。时光久久徘徊不去。
也许是在两天之后，黑子终于醒过来了。医生为他动过手术。他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一缕金灿灿的阳光照进了病房。他看见了胸前挂着一枚小小胸章的女护士，弯下身子，用毛巾蘸去他额头和脸上的汗水。她一定觉到了他的目光，并扬起了浓重的睫毛，那睫毛浓得使她那忧郁的眼睛显得漆黑和明亮。她眸子对眸子地看着他，没有说什么，并收起了湿毛巾。后来，有人在那边喊：“打扑克。”“行呀，”她说。并起身走过去。“我然后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我连里一个班长抓了一个越南兵。当时他负了重伤，又送到这里来了。”
“是驻朔江的246团那个吗？”
那个人洗洗牌，把一半分给她。“是那个。17岁。名字叫黎维由，上等兵。家在越南清化省文昌县广利乡前胜村。如果现在治好伤，又该送去龙州越俘收容所了。”
她顾不得看牌，皱起了眉头。“这不可能。”
“为什么？”
“他死了，”她说，“前天晚上就断了气。运到火化场时，裹了块脏布，露着两只赤脚。”
“是这样吗？”那人说，“小鬼子，这么烧掉就不错了。”
“他们那边打仗难道也不穿鞋子吗？”她说，“有人要拿钉子扎他的脚，看茧子有多厚。我说，不要胡来！他毕竟是人啊，尽管我们对敌人有仇恨。而他是个17岁的孩子。”
“那么后来呢？”
“后来，那个兵愕然，不响了。军医揭开盖布，我发现他身高才一米五多一点，明显发育不良，衣服大敞，里面没有贴身的裤衩背心，胸部有弹伤，手指上戴了个银戒指。可能是订婚银戒。”
“噢，还有人在等他。”
“是的，”她说，“是这样。后来我给他扣上钮扣，擦净脸，用一条干净的白布单裹严实，再送他去火化，装入木制骨灰盒。或许等以后会送他回国回家。”
“可也说不定这家伙也欠下我们的血债，”他说，“你没看见他们杀害我们的人吗？连七岁的小女孩也同样不肯放过。她们在去上学的路上腹部给炮弹炸开了，爆尸街头；我们的士兵站在她们抽搐着的身体边哭着，房屋也毁坏了，炸裂的床成碎片从灰泥墙坍塌的洞里挂下来—直到现在我一直牢记着这种惨无人道的事。”
“正像你一样，”她愤恨地皱紧了眉头，说道。“我也了解他们。你当我没有闻过那空气中刺鼻的火药味？甚至还有那时热烘烘的血腥气，那些昨天或前天被打死的人畜发出来的尸臭味，我熟悉这些，这些都是战争特有的气味。我敢向主起誓，他们—”
“依桑，”有人在喊她。他们立即中断了这叫人昏昏欲睡的牌戏。她站起来，朝过道走去。
一会儿，黑子开始坐靠在床头，他看不清依桑已渐渐走远的背影。刚才谈话的人已经重新躺下了。他猜想他或者是某个步兵连的吧？一定是一个连长，年纪不小。（后来黑子问他才知道他叫赵玉杰，山东汶上人，第55军163师侦察连副连长，2月17日前出境执行侦察任务时负伤。）他脑子里留下了一块迫击炮弹片，这样他又可以带着这块弹片生活一辈子，或者可能他会随时死去，他头痛发作过好几次，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色煞白—病房里已经没有什么声响。他必须重新进入这个静寂、内向和孤独的地方。他突然感觉出护理已经无法缩短在这病床上简直过不到头的一天。也因为孤独和虚弱，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夜间，他醒过来后，病房里黑乎乎的。粘着夜露的窗子上映出弯勾似的青绿色的月光。走廊里的灯光从门底下漫进来。一切象往常那样。但是，他却越来越不安了。似乎明白躺在床上的连长已经很安静或者死了。他执意摸到床下的鞋子，走过去。他看见了赵玉杰尖削鼻子。月光下腊黄青绿的脸和死人的脸一样，发黑的眼窝里眼睑永远地合在了一起。他整个地沉重地、一动不动直挺挺地仰卧在床上。后来，眼皮底下的眼珠微微地颤抖了一下。眼睛开了，接着又疲倦地闭上了。
他十分高兴赵玉杰竟然还活着。他披上衣服，到走廊去抽烟。值班护士脸贴在办公桌上睡觉。他再次回到房间，钻进了被子，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他睡着。后来，天色开始明亮了，黎明的光波抹红了窗外青黛的山峦，微薄透明的轻纱样的雾气，氤氩在灰白色的屋檐、深黛的芭蕉和树丛里。空气湿润清新，吸一口满含着冬青树醉人的温馨。他甚至听见了夹杂着春天气息的风，轻柔但惶惶不安地猛烈吹入病房，刮起一阵起伏的狂风。
这样，一连几天，黑子始终感到坐立不安，似乎有一种不幸的预感在折磨着他。这或者是因为他突然发现依桑长时间没来过病房了。她到底去哪了？他什么都不明白。后来，他从赵玉杰那里打听到依桑去参加文艺演出节目排练了。
这样，当依桑及其伙伴突然抱着吉它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心里十分高兴。不用说，依桑使他们一双双沉浊无光的眼睛闪出光来；她在这里播种、培育和诱发出笑声来。他看见那个腹部受伤的炮手笑得轻轻地喘气。那个坦克团的伤员右手拍打着左手上的石膏鼓掌。有一回，笑声不绝，伤兵们没听完最后一句就大笑起来，因此他们只好重复这一句，让他们能再大笑一次。
最后该依桑唱了。黑子仿佛被什么吓着了，赶紧垂下了眼睛。他站在那里，越来越激动，感到自己脸上燃烧着什么。伤兵们点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人拔动了吉它的琴弦，依桑唱了起来。她的嗓间有点嘶哑和紧张。她演出得太辛苦，也太久了。她唱完一节，正进入中间部分，一个头部负伤的小伙子哭了起来。她顿了一下，又往下唱，可是嗓子再也不好使了，她轻声唱完这支歌就走了出去。她偷着痛哭了一场。病房里悄然无声，没有人鼓掌。—只有黑子静立不动站在窗前，这种被刮伤的轻柔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他仿佛看见依桑那娇嫩的脸过分美丽，悲惨，两行泪痕的面颊上闪闪发亮。
这样，她后来重新走进了病房，同其他人一道背着乐器走出去了。他听见吉它背带响接着是高跟鞋迅速穿过房间的震响。霎时间他借着走廊朦胧的夕阳的光看见了她，但没看到她的脸部：她的头发、背部呈现黑色剪影。后来房门重新关上，他听见她急促的脚步越去越远，渐渐微弱，最后全无声息。
后来，他终于有机会同依桑说话了。这大概是第二天下午六点，当时鸟已停止鸣叫，花草在阳光下卷缩，垂下，半萎，人们习惯到这时候已吃完晚饭，电视屏幕上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节目。他和依桑就这样坐在走廊的窗台上。那时从外面突然传到走廊深处有时吼叫有时低沉发响的坦克声，上面坐着戴钢盔、挎冲锋枪、防毒面具，军装肮脏的士兵，那汽油的烟味在温热的黄昏中浮荡，春日令人昏头昏脑的气息围绕着他们。他们谈到战争、伤员、进攻谅山和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