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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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9年1月末，三师第一梯队长达60公里的防御阵地基本建好；第二梯队阵地建设也正在展开；三师防御区虽然还没完全完成，但也充分的准备了弹药、工事、粮食和饮水。
1978年7月初发生了难侨事件，数万华裔越南家庭涌过友谊关。7月12日，中国方面突然关闭关口，使得这些难侨被迫滞留在荒山野外。8月25日，正当一些医务人员和越南妇女在照顾这些病弱的华人的时候，中国让一些歹徒拿着刀具、棍棒从边界那边过来行凶。在友谊关的边防部队193边防屯的战士坚决还击了敌人，在惩治敌人的暴徒行为的时候优秀的战士黎庭征英勇牺牲。
此后，在各单位掀起了向英雄榜样黎庭征学习的活动。12团刚入伍的侦察兵阮文新，一次巡逻的时候被一帮中国士兵跳出来围捕。一个家伙冲过来抱着阿新，阿新转身避开，用刀插进那个家伙的腰部。这是被金星师战士消灭的第一个中国士兵。
1978年末，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上将，国防部部长文进勇大将，总参谋长黎仲迅中将，军事学院院长黄明草中将相继视察三师。
1978年8月25日的友谊关事件之后，省委和谅山人民委员会要求全省的机械厂停止生产商品，集中力量生产铁蒺藜、铁桩来建设防御阵地。民军、部队和边防力量共同巡逻，随时准备惩治潜入的探子和挑衅的武装人员。
1979年春季，三师获得孙得胜主席赠送的花篮。在迎接仪式上，师政委阮克豪表达了感恩之意并表决心：‘如果敌人敢悍然侵犯祖国的边界，我师务必首战胜、连续胜、利落胜，保卫祖国的边界。’”
边界这边，中国军队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自*在电视上誓言“要教训一下越南” 之后，中越双方都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
1978年11月底，广州、昆明、成都三大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美国的侦察卫星对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的整个部署进行了拍照，统计了人数。《纽约时报》在战前的一星期报道说，在边界有精锐师组成的*集团军。云南，广西。西线，东线。
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场虚惊。
“1月5日。”又一次警告。又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再度绷紧疲劳的神经。
接着是“1月15日。”越军逢五就折腾，误报的代价是普遍综合疲劳症的部分精神不正常。
从动向分析，进入一月中下旬，*在公开场场合绝少露面。作为迹象之一，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不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误报不可漏报的心理作用。无论是对头还是朋友，都没有理由讥笑越军的屡备屡空。全世界的军人都推崇这样一个信条：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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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是中国旧历春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千里冰封的漠河，到热浪汹湧的曾母暗沙；从最早见到日出的乌苏镇，到最晚迎来日出和送走最后一抹晚霞的斯姆哈纳村，神州大地，人们同样在迎接流光异彩的一九七九年新年的来临。
十年前，同样是中国旧历春节，那时黑黑的天上似乎总有飘不尽的横幅；泛黄的路灯，就投射在“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跨马路横幅上。被跨着的马路，便是菜场了，只是路灯照明的不是夜，而是黎明时分。猎猎北风，瑟瑟裤腿，啸啸人声。鸡鸭摊、肉摊、鱼摊、豆制品摊、蔬菜摊……每一个摊位前排队排队尽是排队，在为买到最后一条带鱼而亢奋，在为排了一个钟头队却没有买到做汤团馅的生猪油而沮丧，在为掉了一张一直紧拽在手心里的鸡票而成春节之长恨歌。
1970年春节前夕，《人民日报》报道说，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菜场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对于排着队的老百姓来说，做什么人呢？做排队的人。菜场还未落市，食品店排队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十年弹指一挥间。一九七九年对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幸福可乐”于三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口可乐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建交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一年，日本影片《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以唐国强为代表）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第一代的梦中情人；在这一年，《跟我学》（FOLLOWME）掀起了第一次全民学外语的高潮；在这一年，跳舞从电影中的故事里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二十五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播下了种子；在这一年，一吻定江山。《大众电影》作为当时唯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愤怒的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一诘问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在这一年，北京新机场大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出现*的女性画像，要不是画的是少数民族，还略带抽象，估计有人恨不得能立即把画家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谁都得佩服北京人的精神，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了。
在这一年，忧心如焚的*在困境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而一举改变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
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八点，当一架银白色的波音707象雄鹰一样，昂首从北京机场冲向蓝天时，此时天空却下着蒙蒙细雨。*坐在机窗边，看着苍茫大地，感觉天地都灰蒙蒙。他点着一支熊猫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吐出，浑浊的烟圈弥散开来，而*的思绪也随着烟圈而散开。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美国总统卡特已准备好了欢迎盛典。他本应该笑，一个月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全面溃败，改革者昂首挺胸。作为改革派核心力量，他赢得了民心，势利的美国时代周刊则急着把他登上了1978年人物周刊封面。
不过此时的*实在笑不出来。就在两个月前，黎笋和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具有结盟性质的条约，而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黎笋在签约后加大批判中国的力度，指责“北京和帝国主义结成新的同盟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并说“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河内便无法打败南越政权“，简简单单的一句，彻底把中国几十年来近200亿元的援助抹去了。而勃烈日涅夫则高兴地称“（越南）为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碉堡”。现在越南占领了柬埔寨，在积极筹划越、老、柬三方签订友好条约，实际上就是印支联邦。苏联苦心经营十来年的亚洲安全体系，已隐约成形，而在中国背后捅一刀就是中国援助了几十年的越南。作为新领导班子的实际掌权者，他必须要率领中国冲出包围圈。
这一段时间来，七十五岁的他频频出访。在此之前，*已访问了日本与东盟三国，访问的地点虽不相同，但主题却只有一个，建立反霸同盟，既反对全球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外交突破是从访日开始，但访日之前的激烈辩论却似乎比访问本身更耐人寻味。在中日建交后，订立了一系列双方友好合作协定，但是最抢眼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却一直没有订，原因是日本方面怕得罪苏联，不愿接受中国的反霸条款。
1976年后，福田赳夫上台，很想解决这个问题，又左盼右顾，下不了决心。这一段时间，*多次接见日方人士，剖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谈到反霸问题，*说，“霸权主义不只是针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危害。反霸是原则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就在日本政府左右为难之际，美国政府却力劝日本接受中国反霸条款尽快与中国达成友好条约，福田内阁受此激励签约的态度也积极了。
1978年8月，福田派园田植外相来华，商洽敲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终于鉴定了条约。对于条约的意义，*是这样说的：“条约的中心内容是反霸，虽然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很显然，这是指着苏联人的鼻子骂苏联人的娘。苏联人当然明白其中滋味，早在中国与日本洽谈间，苏联就对中日接近非常关注。在这期间，苏联人也对日本一直抛媚眼，勃列日涅夫也在紧要关头给日本写亲笔信大谈苏日睦邻友好。
当时的舆论对中日接近推波助澜，话里话外都把矛头指向苏联了。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社论说：“我们相信除了霸权主义的苏联之外，亚洲无论是大小国家，都欢呼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苏联心怀不轨，是昭然若揭的，它不愿看到亚洲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最明显的是苏联鼓励越南排华。
土耳其《光明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又一胜利“、“是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团结反霸的一个有力步骤。”
《墨西哥先驱报》的文章也说：“中日条约是对苏联在亚洲推行扩张主义的沉重打击。”
如果说十月份对日本的访问谈及反霸还是抱着琵琶遮半面的话，那过几天的*对东盟三国的访问针对性就特别强了。
在*对日本访问回国后不到几天，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东盟三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东盟是当时越南与中国相争的主战场，也是苏联推销亚安体系的主要目标群体。仅仅两周前，越南领导人范文同也去了东南亚，为了拉拢东盟，他给马来西亚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当时东盟的情况是反对苏联的扩张，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比较亲美。但是对中国也比较警惕，主要原因是中国比较激进的革命输出政策，怕中国式共产主义影响到东南亚的稳定。而这段时间，越南领导也是轮翻上阵，拉拢东盟。在越南对柬埔寨进行武力恫吓的同时，也对近邻泰国进行武力威胁，恫吓泰国不得支持民柬，泰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泰国一方面很厌恶并恐惧越南的强大，另一方面受到越南的威胁而摇摆不定；对中国则又敬又怕，渴望中国的帮助又怕中国的势力侵入。就在这关口，邓小来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