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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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没有任何证据，大家都不会有问题。
谢德灵问：“吴先生过虑了吧？”
吴春河说，这类事情他见过很多，很残酷。
谢德灵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同时安排离校，到台北去，除与吴春河保持单线联络外，跟这边的其他人员及活动完全脱离。这是为了安全，也为了发展。吴春河要求谢德灵到台北后改弦易辙，不事张扬，悄然作为。
“要有长期打算，形势会非常恶劣。”他说。
吴春河通过一些关系，在台北一所中学为谢德灵另谋教职，那里的条件比台南这里好，谢本人很高兴。事到临头却发现有麻烦：谢德灵就学于国立暨南大学，该校抗战时曾迁校闽北，胜利后返迁上海。谢因家庭变故辍学，未曾毕业，他在台南可以教书，因为其父为校长世交，到台北就遇到困难。
吴春河说：“我来想办法。”
他通过大陆方面的关系，给谢德灵借来一张暨南大学毕业文凭，文凭上的毕业生为陈英杰，其身材、面貌与谢德灵有些接近。吴春河让谢德灵改了个名字，叫陈永吉，拿着这张毕业文凭去台北。闽南话里，“英杰”与“永吉”读音基本一样。
谢德灵顺利进了那所学校。
谢小组里的其他人员有两位留在台南，两个学生于第二年升学离开，另外一位从大陆来台任教的年轻老师返回大陆。小组里有四人先后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无论留下还是离开，都分别跟他保持直接联系，彼此间不再横向联络。吴春河让他们各自开展活动，在特定人群中结交朋友，物色人员，发展组织，要求非常谨慎，务必可靠，坚持单线联系以求安全。靠着一种审慎安排以及言传身教，吴春河发展的这一支地下组织悄然成长，基层组织布点于台岛多处。
1947年初春，“二二八起义”爆发，台湾剧烈动荡。谢德灵虽未接到指令，却情不自禁，揭竿而起，带领他在台北发展的人员参加起义，袭击警务所，夺取武器，当局调大军镇压，谢德灵率队转赴乡下打游击。除台北谢德灵，还有几个地下支部人员起而参与当地斗争。起义爆发前，吴春河返厦门，不在台湾，得知情况突变，万分着急。由于当局管制海上交通，客轮征用运兵，吴春河设法买通渔民，上了一条渔船赶回台湾。时寒流南袭，台湾海峡风高浪大，小渔船在惊涛骇浪中起落，随时可能葬身海底，吴春河坐在船舱里一动不动，有如打坐悟道，终于越过海峡。
谢德灵的队伍寡不敌众被击溃，人员或死或捕，谢德灵逃到台南。吴春河竭尽全力，安排谢及所有已经暴露人员立刻下海，秘密撤离台湾，留下的地下组织和人员也各自隐蔽，应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局面。事件后当局极力搜捕镇压，全岛陷于白色恐怖，吴春河在高压笼罩下顽强坚持，度过艰难时刻。
隔年夏季，有一天上午，吴春河在学校里给初三学生讲课。该年级教室位于教学楼三层，教室一面后窗对着操场，通过这面后窗可以看到操场对面学校的大门。吴春河讲课时偶然一瞥，注意到一辆宪兵部队的军用吉普开进学校大门，进门后即左拐，冲向校图书馆楼。车在楼前停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下车，快步冲上楼去。车上还走下一个便衣，便衣没有上楼，走到一旁，站在墙角独自抽烟。
这个便衣让吴春河眼熟，其形态动作很像他多年不见的故人柯子炎。
吴春河不露形迹地把课程收结，布置学生做课后习题。
“保持安静。”他对学生说，“下课交科代表送我。”
他转身走出教室，不慌不忙走向走廊中部的楼梯口。楼梯口处有一简易小便所，内置几个大尿桶供学生小便。时为上课时间，小便所内无人，吴春河走进小便所后迅速脱下身上长衫，卷成一团塞在墙角一堆杂物后边，把脚上一双黑布鞋也扔进去，同时从嘴里摘下假牙，立时双腮干瘪，与刚才站在学生面前讲课的吴先生判若两人。小便所的墙头挂有一只旧斗笠，墙边倚着一根竹扁担，两件工具均为常备用具，供校工在尿桶尿水充盈时挑往操场对面的厕所倾倒。吴春河摘下斗笠戴在头上，拿扁担挑起两只已装有半桶尿水的尿桶，赤着脚，只穿一件黑布背心，低着头走出了小便所。
他听到楼下轰隆轰隆，传出一阵急剧的脚步声。
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转角处，他与宪兵狭路相逢。
“阿伯，初三二班在几楼？”跑在前头的一个宪兵用本地话问。
“三楼尾。”吴春河躬着身子挑尿桶，嘴角漏风回答了一句。
四个宪兵从他身边匆匆跑过，直扑三楼。
吴春河加快脚步下楼。下楼后没有往操场公厕那边去，转道直趋学校后门。
学校后门是铁栅栏门，铁栓上扣着一门铁锁，后门外是大片田野。
吴春河配有后门钥匙，从来没离过身，以备应急，此刻危如累卵，他还是坚持挑着那两桶尿，没有匆忙舍弃。从后门走出学校，他往四周张望，不禁庆幸两桶尿挑得值得：前方左侧，围墙边站着几个便衣人员，正在那里抽烟，满眼警觉。显然后门已被监视，监视者知道他们要抓谁，对挑着尿桶从后门走出的赤脚校工没有兴趣。
吴春河步履平稳，走出后门还放下尿桶，回身把铁栅栏门关好，拉上锁栓，把大锁反锁回去，再挑起尿桶走上田埂，穿过田园。田园另一侧有一个小山冈，长着茂密的林子，几分钟后他走进林子，把学校丢在身后。
他没回自己寄居的宿舍，什么都没带，只穿一件背心，赤脚逃离。
台南乡下有一户张姓农民，户主张双庆是吴春河所教一位学生的家长，学生毕业后想到大陆读大学，吴春河全力相助得成，家长对他心存感激。吴春河任教期间帮助过的学生相当多，他在家访中走过许多学生家庭，与多位学生家长联系紧密，同时还有若干本该紧密的学生家庭被他谨慎地排除在外，平时从不联系，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保证隐蔽可靠，留待万一。张双庆就是这样一户人家。张家所居村落在当地名为“山边”，傍着一座山岭，单门独户，门前视野开阔，门后就是山坡，适合躲藏。张双庆本人言语很少，不识字，却讲义气，可堪信任，家人也比较单纯。吴春河早把张双庆这里作为应急之所，以往却极少上门。今天逃难，直趋张家，他开门见山，告诉张双庆自己遇到麻烦，需要暂避一时。张双庆点点头就给他倒了一杯水。
“吴先生不必多说。”
张双庆平日不吭不声，见识却不一般，知道如何应对。后来他提起往事，吴春河才知道自己不是张家这个小院藏匿过的第一个人。十数年前，曾经有被追捕者在这里躲避，是张双庆的表舅，因从事反日活动，受日本占领当局通缉，张家地远偏僻，不为人注意，表舅从台北跑来投奔，藏了近一个月。
吴春河感叹：“原来躲到前辈的地方了。”
他在张家藏匿数日，待风声平静，写了几封信，请张双庆带到镇上寄出。而后沉下气静候十余日，找一个晚间乔装出门，与张双庆一起趁夜色到了镇上。在镇子边缘一家杂货铺外边守候多时，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出没，再由张双庆进杂货铺取货。杂货铺老板是位中年男子，与张双庆互不相识，张双庆告诉他有一位何先生交代取东西，老板问了一句：“何太太近日可好？”张双庆告诉他：“何太太去山里游玩，不小心让恶蚊咬了，染了疟疾。”男子点头不再多问，从柜里取出几封信交给张双庆。
他们对的是暗号。杂货铺主如同厦门博闻文具店主，人很可靠，却不是组织成员，不参加地下活动，只是代为保存、转交特殊邮件。有人来取，只要暗号对，什么都不多问，交付即可。这一接头方式吴春河早在出事前就预作安排。吴春河小心谨慎，亲自与张双庆前来，教张双庆对暗号取走信件之后，让张双庆自己返回，自己跟在后边观察，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尾随，才返回山边的张家。
通过取回的几封复信，以及本应回复却没有得到的信件，吴春河大体明白了自己侥幸摆脱的一场突然抓捕从何而来。
吴春河于“二二八事变”之后在台湾岛内重新发展的地下组织未受破坏，台北、高雄及台南本地的人员、交通均完好无损，并已按照他的紧急通知，通过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员暂停活动，以待情势明朗。本应从厦门方面传递过来的音讯却没有到达，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寄往博闻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钱金凤没有取走，没有回复。显然是她出了事，才会有宪兵突然到这里抓捕他。吴春河没有写信到家里与妻子直接联络，因为宪兵追捕时他已经有所猜测，担心事出于她，如果那样，与她的直接联络渠道肯定已经受到特务的监控，包括通过其他家人的联络都不安全。
一个从厦门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情况：前些时厦门出了大案，警备司令部暗藏的共党分子从监狱骗出一个人犯，遭宪兵围捕，为首女共党被击毙于万石岩山上。
吴春河如遭雷击，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呆坐于张双庆的避难小屋里，不思茶饭，一言不发有如和尚坐禅。
以吴春河的谨慎和隐忍，此刻潜伏静观应当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躲在台南山边张双庆家坐禅，目前是安全的，待风声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动。但是他无法继续静藏，因为厦门意外生变，妻子可能已经亡故，让他焦虑不已的还有整个联络的中断。厦门出事后，除了博闻文具店这条联络线失效，原本已经建立的，经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条联络线路也丧失功能，香港方面切断了联系。吴春河以及他苦心经营的这一部分地下组织与上级不再相通。
他决定返回大陆，任务是接头，设法把联络线路再找回来。
张双庆把吴春河送到渔港，通过那里的关系上了一条前往舟山捕鱼的渔轮。眼下吴春河不能回厦门，不能回惠安洛阳吴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网伺候，他走了一条远路，取道杭州，再辗转南下，十几天后到达香港。
吴春河到台开辟工作之后，上级安排他通过香港建立联络，确定了联络点和联络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联系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这些联络点和渠道只允许他使用，此刻联系中断，只能由他潜出台湾，独自前往香港接头。吴春河赶到香港后，发觉原有的联络点已经不存，备用联系渠道原设于一家经营西洋参的货栈里，此刻货栈已经盘给一家西饼铺，新任东家对前任老板的去向一无所知。相关联络点都被果断撤销，吴春河在香港四处碰壁。
作为一个老地下党员，他清楚自己四处碰壁并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随后他在敌人追捕中失踪，事发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人叛变？妻子的直接领导是他，妻子出事是否与他相关？有没有祸及地下组织？情况尚未搞清，上级不能不防，以免发生骨牌效应，造成巨大破坏。
他必须另觅渠道。苦思冥想数日，考虑再三，他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从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黄庚。黄庚是厦门人，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学生宿舍同住几年，彼
